钱学森为导弹射程不够发愁时，王永志毛遂自荐：我能解决这个问题

1964年6月28日深夜，戈壁滩的灯火还亮着。气温仍在三十多摄氏度，发射塔旁的技师们衬衣早已汗透。第二天拂晓，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就要试射，可推进剂因为高温出现过度膨胀，计算显示射程将明显缩水。

钱学森走出指挥所，眉头紧锁。此时的他已记不清自己第几次反复核算参数。几个月来的连续奋战，本以为所有数字都握在手心，偏偏天气给了意外。若无法保证射程，弹头落点将偏离靶区数十公里，试验就等于失败。

讨论会从夜半开到黎明，各分系统的负责人都给不出肯定答案。“再增大燃料箱？”有人提出，却很快被否决。结构重量一旦超标，气动稳定性转眼就被打乱。现场弥漫着焦灼的低语，连打字机敲击声都透着烦躁。

就在气氛最紧绷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敲了敲门，他叫王永志，三十一岁，负责总体设计组的日常计算。许多同事还没记住他的名字，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少装600千克燃料，射程足够。”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

大胆减油？听上去像玩笑。导弹射程原本就偏短，再拿走推进剂，看似与目标背道而驰。可王永志掏出草稿纸，把自己反复推倒重来的气动、质量与轨迹计算一条条列出：因高温引发的膨胀会提升初腔压，燃速加快，推力曲线抬升，冗余燃料反而拖累终速。

有人摇头，有人嗤笑。年轻工程师的声音并不高，却句句肯定。不多时，他发现人群散开，钱学森已站在身后。老院长沉默看完草稿，只问了一句话：“数据可靠吗？”王永志抬头，仍是那句：“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对话不过十多个字，却改变了中国航天的一个重要节点。

钱学森拍板：立即验证。数据再次输入大型电子计算机，数小时后，新弹道曲线呈现在银幕上，射程与计划几乎重合，偏差小于百分之三。凌晨一点半，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试验继续推进。

这一夜的突然亮相，看似偶然，其实埋伏已久。时间回到1932年11月17日，王永志出生在辽宁昌图的农家。抗战烽火中，他每日步行十余里去私塾，风雪不误。十五岁那年，日本宣布投降，旧学堂解散，他握锄头下地干活，却仍把课本塞在裤腰里。

新政权到来后，教育秩序恢复。念初中时，他原本想研究农学，给乡亲们提高粮产。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在碾子山机场与美军对垒的消息传来，让少年第一次意识到：没有制空，就没有田园宁静。于是目标从田地转向蓝天。

次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航空系，后随院系调整进入刚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1955年，国家为培养火箭人才，将他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原本学飞机设计，却突然接到转专业通知：改修火箭导弹。一度郁闷，但最终选择服从，“国家需要”四个字不容推辞。

1961年3月，王永志回国，进入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组织让他先去结构室，摸透发动机、控制、弹道各系统，再调回总体。三年下来，他手边笔记本摞起半米高，密密麻麻全是参数与函数。

今夜的“减600千克”并非灵光突现，而是多年数据储备的自然爆发。1964年6月29日7时整，随着震耳巨响，火箭拔地而起，划出一道银白轨迹。最终落点与计算几乎一致，成功的消息通过保密电话传到北京，钱学森在电话那头只是简短回应：“很好。”

试验归来，王永志被调任中程火箭研制负责人，年仅三十二岁。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破格。有人私下感叹：“年轻人运气好。”可熟悉内情的人清楚，运气背后，是无法计数的白夜灯光与破旧草稿纸。

随后的岁月里，他带队完成数型固液火箭的总体设计，主持“长征”系列早期方案打下底层框架。工作仍旧低调，批评下属时嗓门不高，却句句到点子上。有人问他秘诀，他笑答：“算明白了，莫怕。”寥寥四字，道尽毕生信条。

1985年，王永志升任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那一年，他回到家乡，第一次被父老乡亲围住请教稻谷增产的办法，他半开玩笑：“我现在只会让火箭长胖，却不太懂水稻怎么瘦身。”

这句话听来轻松，却道出科学技术的共通逻辑：无论种地还是造箭，终究是与自然规律赛跑。有人说他把少年时的“改良作物”理想转移到了“改良火箭”上，大概也是事实。

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23位科学家，王永志名列其中。他并非最耀眼的那一位，却是最年轻的一位。在颁奖礼结束后的合影间隙，他走到钱学森身旁，两人对视一笑，无需言语。

回想三十五年前那个窄小会议室的夜晚，钱学森如果没有给青年一次试错机会，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或许要推迟数月。技术史常被写成宏大叙事，实际上，关键时刻往往是一句“我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勇气。

王永志后来多次在内部培训里提到当年情景，他提醒年轻工程师：方案被质疑很正常，自己得先算透彻，才敢拍胸脯。讲到这里，总要补上一句——“但要记得向上汇报，别把好主意闷在肚子里。”会场里总会爆出笑声。

从辽宁乡野到戈壁发射场，王永志亲历了新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完整曲线。那枚少装600千克燃料的火箭已封存进档案馆，外壳斑驳，螺钉有了锈迹，却仍能在灯光下反射出金属冷光，提醒后来者：极限不是靠增加，而是靠精准计算和勇敢决策。

技术世界没有捷径，但总有人在关键一刻跳出来，说一句“让我来”。这种担当，正是中国航天能在贫瘠沙石中拔地而起的真正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