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的黄昏,北京怀仁堂里座次甫定,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开始。灰白头发的林遵坐在靠后排,目光掠过灯影与肩章,神色却并不轻松。开国已逾五年,新中国海军仍在草创,他的担忧与日俱增。就在此刻,毛泽东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海军的同志们是先生啊,我们都得向你们学习。”短短一句,把这位出身闽侯海军世家的将领带回了几年前的惊心之夜。
再往前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凌晨,南京江面雾气缭绕。海防第二舰队的二十五艘军舰灯火全熄,只见桅顶信号灯微闪。林遵站在旗舰“涪陵”号舰桥,右手紧握望远镜,左手在风中微微发抖——不是畏惧,是决断前的紧张。此刻的他,已向解放军发出暗号: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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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倒向人民一边,林遵并非一时冲动。早在一九四八年冬,他就对蒋介石的“毁江固守”心灰意冷。那年十二月,地下交通员送来一张小纸条:“周副主席盼你识时务。”他收好纸条,只问一句:“郭寿生,还在上海吗?”回答是肯定的。一瞬间,十余年同窗之谊,成了破局钥匙。
然而,舰上军官成分复杂,桂永清对他“深表信任”。灯下的林遵写电报,手却故意在日记本上留下“顽固”二字,好让特务去汇报。外界谣言四起,说林遵“最听桂永清的话”,他假装未闻,暗地里却悄悄疏通水兵骨干。得分秒必争,才能将这支千余人的舰队原封不动交到人民手里。
起义成功后,军舰安全靠泊江北,我军顺势架桥东进。张爱萍在泰州白马庙宣布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他嘴角上扬,却心里清楚:海军家底薄得可怜,人才更是捉襟见肘。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仍是这位被称为“旧海军第一高手”的林遵。于是,数次饮茶、夜谈、甚至请来刘伯承做陪,张爱萍软硬兼施,只求林遵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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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林遵言辞犀利:“陆上部队会开枪就上阵,海上哪行?没有高等数学、没有导航学,军舰一开就出事。”张爱萍听得脸色微红,却强忍,回营便张罗招生,号召隐藏民间的旧海军技师报到。很快,一批经验老到的舵手、信号兵、轮机长接连归队,两个月后,第一期训练班结业,新兵能自行操舰出江试航。林遵到码头观摩,看着年轻水兵把老旧的“民生”号倒车、掉头、抛锚干净利落,他的眉头第一次舒展开。
真正让他彻底改观的,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中南海之行。那天午后,蝉声聒噪。毛泽东步入大厅,先握住他的手,笑道:“你是林则徐的侄孙吧,早就听说过。”简单寒暄,却把林遵的来历、性情、心事一并点出。紧接着,主席继续:“旧海军懂技术,新战士有血性,两下合起来,海军一定行。”他顿了一下,忽然自嘲地补一句,“二十四年国民党一大我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呢。”一句轻描淡写,已然表示:出身不是问题,方向才最要紧。
那场谈话并不长,可每个字都落进林遵心底。离开时,他对随行参谋低声感慨:“该放下包袱了。”从前的傲气,当晚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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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日,华东军区海军公文下达:林遵任第一副司令员。老底子海军见状,顿觉服气;新战士则私下嘀咕:“林副总算成自己人了。”与此同时,南京下关江畔,一所草棚搭起的海军学校鸣锣开课,黑板上写着六个粉笔大字——“为人民学开舰”。
一九五〇年春,长江草鞋峡彩旗蔽江。五十一艘舰艇列队受名,“太行”“井冈”“新华”……礼炮声中,林遵捶胸欢呼,像个年轻军校生。到了军事学院,他亲写教材:《舰艇操纵学》《布雷战述》。第一课便提笔写下“天下水兵是一家”,讲台下坐着的既有背着步枪转业来的排长,也有戴夹克的新学员。他把复杂的航海定向拆成家常比喻——“罗经就像老母鸡下蛋,总要找准窝”——逗得满堂大笑,记忆却最牢。
时间向前推移。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举手投票通过《人民解放军建军十年规划》,并获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会后握手,轻轻称他“先生”,一句客气话,又是一份鞭策。此后几年,他奔走于青岛、舟山、湛江各地,为新建军港和学校选址,许多图纸上还能见到他潦草的铅笔批注。
一九五五年授衔,林遵佩戴海军少将肩章,领奖台下,张爱萍冲他举大拇指,他却摆手,“都是大家的功劳。”再往后,他主持编写《舰艇损管教程》,组织东海舰队第一次大规模夜间对海射击演练,常常深夜仍在灯下校正射表。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清晨,上海轻雾。病榻上的林遵让家人推开窗,远处黄浦江水波光粼粼。“把骨灰撒进东海。”一口气说完,他合上双眼,像是重新回到了航海日记的开篇。按照遗愿,骨灰装入小铁盒,自吴淞口飘向深蓝。那一年,他七十四岁,离开了深爱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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