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贺怡第三任丈夫，意志软弱叛变，建国后因提出见毛主席被逮捕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赣江边的秋夜已有凉意。村口土屋里，一名瘦削的中年人反复抚摸一张《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着北平筹备开国大典的消息，他盯着那几个大字，喃喃道：“我要去北京，毛委员一定记得我。”此人叫涂振农，当年在秋收起义时跟过毛泽东，如今却背负着“叛徒”暗号。没人想到，他与一位女烈士的名字紧紧相连——贺怡。

提起贺怡，很多人首先想到她的姐姐贺子珍。其实，这位同样出身于江西永新人家的女子，革命履历并不逊色。女校毕业后，她先在工农妇女夜校识字讲课，后被调入赣西特委。枪林弹雨没熄灭她的爽朗脾气，红区的人都记得那双总能挑灯打字的手。令人惋惜的是，战火让她先后经历三段婚姻，两次守寡，一次差点丧命。

第一位丈夫刘士奇，岳阳县人，行伍出身、性情沉稳。1928年他任江西省委秘书，恰巧缺个得力文书，经人介绍请来贺怡的父亲贺焕文帮忙抄写文件。涂墨声中，年轻的贺怡出入父亲书房，与刘士奇日有往来。1929年春，两人在永新成亲。婚后不过一年，党内“左”倾风浪袭来，刘士奇为保妻子安全主动提出离异，随后惨遭张国焘误杀，年仅二十八岁。十七年后的追认烈士称号，已无从抚慰贺怡当年的泪痕。

命运又将她推向红军卫生员毛泽覃。1929年冬，吉安东固战地医院里，毛泽覃腿伤未愈，需要长期掩护。组织挑来挑去，认定既机敏又胆大的贺怡最合适。几个月朝夕相处，红军小灶里的南瓜稀饭见证了两颗心的靠近。1931年，两人在瑞金得到了党组织祝福。毛泽覃风趣爱笑，常对战士说：“我嫂子是中央，贤弟妹也是中央。”可惜快乐没有撑过四载。1935年4月，毛泽覃在红林突围战中中弹，为掩护部队壮烈牺牲。那年他二十九岁，贺怡怀里仅三个月大的儿子贺麓成。

失夫、失子、失家，贺怡却没丢枪。她将孩子悄悄托付给信得过的泰和老乡，只身潜入南方多省，继续做妇运和秘密交通。1940年，她身边出现一位颇懂文字又口若悬河的同志——涂振农。两人长期并肩写传单、拖电线、跑联络，彼此生出依赖。组织批准了这段婚姻，婚礼简单得只有一盏马灯。婚后，她为涂振农生下两个儿子：海峰、春生。直到多年后，她才发现这段日子像堆沙塔，一碰即散。

涂振农本非庸碌之辈。1896年生于江西新建，早年做过《大江报》编辑，敢写敢骂，连孙传芳都被他讽得拍桌。1927年，他参加秋收起义；1930年，受命出任红十军政委；抗战爆发后，又调赴香港、广州联络南方抗日力量。一路升迁，本应前程无量。可惜他胆大却心软，对敌斗争缺了那口钢。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后率先变节，一张供词便拉着涂振农坠入深渊。

1942年冬，香港西营盘的幽暗地牢内，敌审讯官拿着竹签笑问：“你也想为共产党送死？”数日鞭笞后，涂振农咬碎牙垂下头。他招供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女特工——贺怡”。此时的贺怡正在惠阳办夜校。接到密报，她连夜换装躲到墟市，却仍被端掉。清晨，敌特在菜市口鸣枪示威，四散人潮中，她被拖上卡车。

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贺怡心知此去凶多吉少。传说吃金子会割肠，她把唯一值钱的结婚戒指摘下吞进胃里，决意宁死不泄密。酷刑轮番上阵，她咬破舌头几次昏迷。周恩来得讯后，以交换关押在新四军攻克城里的俘虏为条件，最终换回贺怡。回到延安的简易病房，医生从她胃里取出那枚已被胃酸腐蚀发黑的戒圈，见者无不动容。可车轮无情，1949年九月，她随中央机关赴北平途中遭遇车祸，终年仅三十六岁。

再说涂振农。日本投降后，他被保送进武汉的“新民社”供职，同时暗中为敌伺机刺探中共情报。国共内战尾声，他觉察大势已去，潜返江西乡下。1949年金秋，收音机里滚动播报北平天安门城楼上的礼炮声，他彻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揣着残破党证，跑到南昌市公安局：“同志，我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们是老部下！”门口卫兵端详他的灰呢军装，半信半疑还是放他进去。

公安科按惯例做了背景调查。档案室翻到一份厚厚的卷宗，《关于涂振农叛变经过》八个红字醒目刺眼。三日后，四名干警押着他走进看守所。他惊呼：“你们搞错了！”年轻的干警冷冷回了一句：“别演了，档案不会说谎。”短短对话，再无心理博弈。

1950年春，他与郭潜、缪壮林被押往北京功德林监狱。法庭审理长达七个月，证据链完整：名单、口供、电码本、在狱中书写的悔过书。1951年4月，一个阴雨清晨，三人被带到刑场。枪声过后，曾经的红十军政委倒在黄土地上，终年五十五岁。

此案公布时，一些老红军扼腕叹息：涂振农读过书，会写文章，闯过枪林弹雨，却被恐吓与私心拖进深渊。与此同时，人们想起了同样源自江西的贺怡。两个生命轨迹从并肩到对立，最终一死一伤，皆因信念不同。历史的冷面一再提醒后人：沙场或监牢，往往只隔着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