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宴请柳亚子，席间愤然离席，毛主席评：牢骚太盛

1949年春天的北平，风还带着寒意，城里却已经是一派新旧交替的忙碌景象。解放军的卡车进进出出，各种筹备新政协的会议在不同院落里同时展开，来往的人物，既有披着旧式大氅的旧民主主义者，也有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解放军将领。在这样一个既热闹又微妙的时刻，一桩饭局上的小风波，慢慢牵出了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往事。

那天，周恩来在颐和园设宴招待柳亚子。菜刚上齐不久，气氛却并不轻松。周恩来忽然放下筷子，脸色严肃，说了一句“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由邓颖超同志陪你们”，随后起身离席。柳亚子手里端着酒杯，僵在半空，半晌没有放下。邓颖超察觉到气氛不对，赶紧替他斟酒夹菜，缓和尴尬。周恩来待人素以温和著称，在酒桌上却突然“拂袖而去”，这在当时的北平城里，很快就传开了。

要理解这顿饭局上的“火药味”，不得不从柳亚子北上的那一年说起。

一九四九年初，柳亚子受邀从香港北上，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他被安排住在北平东交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那一片旧使馆区，洋楼林立，街道整齐，离城中各处名胜也不算远。对于早年在上海、南京闯荡多年的柳亚子来说，这样的住处，算得上颇为体面。

住进六国饭店的头一周，他心情很好。新政权刚刚在北平站稳脚跟，许多旧交老友也陆续来京参加会议，登门叙旧、把酒言欢的场面常常出现。对一个成名已久的诗人来说，这段时间的感受是直观而热烈的——仿佛几十年的漂泊与坚持，总算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有意思的是，舒心的日子没过多久，变化就来了。中央决定把六国饭店腾出来，留作南京国民党政府来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和办公场所。柳亚子被通知搬离，改住颐和园。表面看，只是房间调换；对柳亚子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心里却很难不产生落差。

颐和园风景优美不假，生活条件却不如饭店。照顾他的解放军战士出身朴实，做事干练，却不可能像老牌饭店服务员那样面面俱到。一来二去，小摩擦开始出现。再加上一个更敏感的问题：柳亚子发现，自己在北平住了不短时间，毛泽东一直没有接见他，而一些曾经与共产党立场相左，甚至在旧时代被视作“死对头”的人物，却已经先后与毛泽东会面。

这种“谁先见谁后见”的顺序，在政治斗争年代，往往被放大成一种象征。柳亚子心里不平，言谈中常常带出牢骚。有一次，他语气激动，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却让我在这里坐‘冷板凳’。”这话传开之后，很自然就引起了注意。

要说柳亚子，为何如此敏感，就得把时间往前拨好几十年。

一、少年诗人到“南社领袖”

1903年，他来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这一圈人，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乎人人有名。柳亚子在这个圈子里，政治观念迅速激进起来。他参与创办宣传革命的《革命军》，随后先后加入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被称作“双料革命党”。这几个组织的名字，如同一串串火药味很浓的标志，也勾勒出他从清末到民初的革命轨迹。

同年，他在上海遇见正在奔走革命的孙中山。这时的孙中山，正被清政府通缉，又被日本当局驱逐，在一些同盟会内部也有人对他产生疑虑。不过柳亚子并不犹豫，认准了孙中山的主张，主动靠拢，成了孙中山理想上的坚定追随者。

柳亚子不仅是南社的发起人之一，更是实际运作的主心骨。社中大小活动，多半由他主持。他的诗名和政治立场交织在一起，使他在南社内部拥有极高威望。可以说，南社之所以被后人记住，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柳亚子这个人。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柳亚子以老同盟会员身份加入，负责组织吴江县党部，并担任执委常务委员。1926年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已经走入国民党高层政治结构之中。这一路走来，诗人早已变成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

二、痛骂“新军阀”与香港奔走

进入1920年代后半期，国共合作的局面日益紧张。蒋介石在党内逐步扩张权力，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制造“中山舰事件”，实际上为背叛革命、清洗共产党人做铺垫。柳亚子政治嗅觉很敏锐，看出蒋介石的路线与孙中山“联俄联共”的遗训背道而驰。

在一次公开场合，他当面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中，当然不会被轻轻放过。蒋介石把他视作“眼中钉”，派人潜入他在上海的住所，准备抓捕。好在柳亚子妻子机警，提前发现动静，让他连夜离家出逃。当晚，他登船离开上海，随即辗转到日本避难，一躲就是一年多。

到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突然袭击，大量官兵牺牲。这件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柳亚子在香港参与起草宣言，联同宋庆龄、何香凝等公开谴责蒋介石迫害新四军，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当时国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蒋介石希望利用柳亚子名望，将他请去开会以便软禁或控制。

蒋介石派吴铁城前往“促驾”，柳亚子看穿用意，态度很硬。他拍桌说：“我宁可被他暗杀，也绝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这句话在香港的进步人士中传得很响。蒋介石恼羞成怒，宣布将柳亚子开除出国民党。对柳亚子来说，党籍被开除反而是一种解脱，他在政治上彻底与旧国民党决裂。

抗战结束后，国共矛盾很快转向全面内战。柳亚子秘密前往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他担任秘书长，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组织扶余诗社，自任社长，在诗歌圈子里继续发挥影响。革命与诗歌，这是他一生中始终纠缠不清的两条线。

也正因为这样的经历，他对自己的政治“资历”和“功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信：早反蒋、敢发声、敢承担后果，自认并不比任何人逊色。到了1949年，一切旧账加在一起，就成了他后来自觉“受冷落”的心理背景。

三、颐和园里的牢骚与那一顿“火药味”宴席

新政协筹备工作展开后，各民主党派代表陆续抵达北平。柳亚子理所当然认为，自己作为民革早期领导人之一，应该在筹备会和民革内部获得重要位置。新政协筹备会的成员名单中，他并没有被列入核心筹备小组；民革内部的安排，也没有把他推到最前台。

搬到颐和园之后，心中的失意不断被放大。住处环境安静，却更易让人胡思乱想。有一次，他出园上街，看到一个摊位有孙中山的小型石膏像，便买了一个带回住处。回门时，被门卫拦住，以为是哪个普通住户的亲友。柳亚子一肚子不快，举起手里的拐杖就打，还气冲冲地说：“我住在这里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孩子气，却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对“被认识”“被承认”极为在意。

那段时间里，周恩来常到颐和园看望前来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如邵力子等人。柳亚子知道周恩来来了，却迟迟没有得到拜访的消息，心里愈发不平。据 contemporaneous 回忆，他甚至说出过“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湖或吊死”这样极端的话。虽然未必真要付诸行动，但语气之激烈，可见他内心积郁之深。

周恩来听说后，专门叮嘱负责照顾柳亚子的便衣同志，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凡事尽量照顾情绪，同时要注意安全。这种“既当客人，又是重点照看的老朋友”的特殊状态，使得身边工作人员压力不小。

冲突还是出现了。有一回，柳亚子提到想吃新鲜的黄瓜。管理员按时节推算，心里有数，却仍跑遍附近几家菜市场，终究没买到。回去后，他耐心解释说：“鲜黄瓜还没上市。”柳亚子听完，抬手就是一记耳光：“你没有尽到职责，还讲什么客观理由！”换在平时，这样的事情必然引来严肃处理；在当时，考虑到他的身份和情绪，多数人选择忍让。

类似的小插曲重复出现，柳亚子与管理员、服务人员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没有简单地归为“脾气问题”，而是决定找机会当面谈一谈。于是，就有了那一场颐和园中的宴席。

这顿饭局，并不是单纯的“赔罪”或“安抚”，更像是一场夹杂了情谊、原则与规矩的正式谈话。席间，周恩来先向柳亚子详细解释，为何自己迟迟未能登门拜访：新政协筹备事务繁重、国共和谈牵涉重大，他身兼多职，每天行程被安排得极紧，许多会见都是根据全局工作需要安排顺序，并非针对某一个人。说到这里，周恩来态度诚恳，并未表现出任何高高在上的姿态。

紧接着，话锋一转，他提到柳亚子在颐和园期间，多次对工作人员动手打人。周恩来的性格向来温和，却对这件事毫不客气，明确指出这种做法严重不妥，不符合一个老革命者的身份，也不符合新社会应有的风度。据后人回忆，当时周恩来用词很直，“不客气”三个字并非虚说。

柳亚子一时面红耳赤，桌上的气氛变得凝重。周恩来见说到关键处，不再多留，以一句“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结束谈话，起身离席，把场面留给邓颖超和其他在座同志处理。柳亚子手举酒杯，僵在那里，这一幕后来被许多人提起，常常被视为那次谈话效果的一种生动注脚。

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没有直接找柳亚子谈，而是以诗相赠。他写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其中那两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言辞不算尖锐，却一针见血：牢骚可以有，但过于沉浸其中，会伤害本人，也影响大局；眼光要拉长，从个人际遇转向国家、时代的更长远视野。柳亚子读到这首诗，既感动又惭愧。他明白毛泽东并没有否定他的历史功绩，而是提醒他从更高的角度看待眼前的待遇和得失。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规劝，对于一个一生以“性情中人”著称的诗人来说，并不好接受。能让他真正放下心结，靠的不是几句安抚，而是这首诗背后流露出的态度：认可其过往，也要求其适应新局。不得不说，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颇具分寸感。

诗在，话也说尽。柳亚子经过这一轮“敲打”，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开始安心参加北平的建国相关工作。

之后的历史走向，印证了那顿饭局并不是“翻脸”的开端，而是一段新关系的重新定位。

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个身份，摆在当时的政治结构里，是一个具有实质地位的安排。民革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继续在民主党派中发挥作用。移居北京之后，他的生活与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对环境与待遇的评价，显然比刚到颐和园时要平和得多。

1951年起，柳亚子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差，被诊断出脑动脉硬化症。疾病慢慢侵蚀精力，诗酒酬唱的日子越来越少。七年之后，他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一生的风波，在这一刻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