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路过沈阳，拒绝邓华的招待，为何点名要见黄毛丫头？

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闻讯后急忙赶来，请示是否先去军区招待所用餐。主席摇了摇手：“饭就不必摆了，找‘黄毛丫头’来，吃她的手艺。”邓华愣住，回神后才想起，这“黄毛丫头”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女营长——陶万荣，也就是后来改名“苏凤”的那位传奇女将。

时间拨回二十三年前。1935年6月18日，四川懋功草地上，红军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庆功晚会上，一个扎着小辫的姑娘冲上台，清亮地唱起《两大主力会合歌》，把战士们唱得热泪横流。台下的毛主席听得入神，结束后走到后台，笑着拍她肩膀：“唱得好，小小年纪哪来这般豪气！”姑娘咧嘴一笑：“叫我黄毛丫头就行。”这便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陶万荣1916年生在湖北黄安，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十二岁被送去做童养媳。黄麻起义的枪声唤醒了她的血性，十三岁那年，她扔下锄头，一路追着部队跑去报名“当红军”。因为手脚麻利，又敢拼敢冲，她被选进无线电训练班，成了红四方面军最早的报务员之一。那时，她才十四岁。

家人先后牺牲的噩耗传来，她哭过，但转身更狠地训练。“要是不打赢，这仇哪天报得了？”她对战友说。也正因为这股狠劲，1933年川陕根据地成立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妇女独立营时，上级毫不犹豫地把营长帽子扣在她头上。营里二百多名女兵，大都剃了短发，肩扛步枪操练。训练教员秦基伟回忆过那群女兵：“走山路不掉队，打土匪不眨眼，顶得上男兵。”

同年秋，独立营押运粮草到通江县鹰龙山。夜幕一合，田颂尧部的百余人摸上来，想吃个“夜宵”。女兵们武器简陋，连铁锅盖都当起盾牌。陶万荣低声一句：“埋伏，待会儿给他们个惊喜。”埋伏、突击、白刃，短短半个时辰，敌人缴枪投降。数十支轻机枪外加成箱子弹，全归女兵所有。这一仗传遍苏区，“黄毛丫头打了场漂亮仗”的故事被当歌谣唱。

长征路上，她们背着机枪也背着锅碗。翻雪山时，几十斤的锅被冻在背上，撬也撬不下。一个女兵累得跪地哆嗦，她咬牙扯起对方：“站起来，一倒下就爬不起来了。”到陕北会师时，百余名川妹子只剩三十多人，但没人掉队。毛主席记下了这张风里雪里依旧笑得顽皮的小脸，从此“黄毛丫头”成了他对陶万荣的专属昵称。

抗战爆发后，陶万荣主动推辞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在延安抗大当教官。她讲起行军住扎的经验，学生们听得目不转睛。她说：“会打仗不够，还得会教人打仗。”几年下来，一批批学员奔赴前线，很多后来成为各军区的骨干。

西北野战军组建时，她在后方筹粮、办军工厂，忙到凌晨是常态。建国后，转业到辽宁，历任公安厅副厅长、法院副院长。面对新中国的家底，她分文必争，常说“我们的账，百姓盯着呢，可不能糊涂”。

再说1958年那天。陶万荣听闻主席到站，放下手头文件赶来相见。站台上，两人隔着人群相视一笑。主席招手：“黄毛丫头，你的炸苞米饼还有没有？”她爽朗回答：“锅灶在部队，手艺在这儿，主席放心。”一小时后，军区小灶房里飘出玉米面饼和笋干炖腊肉的香味，毛主席夹了一块，边嚼边感慨：“这味儿，还是长征的味道。”

那顿饭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青椒炒蛋、苞米面饼和一碗小米粥。众人陪坐，主席却只顾与陶万荣闲话旧事。“当年过草地，你们几个人抬着电话机抢渡水洼，我可都记着。”他语气平静，却让满屋子人动容。邓华后来回忆：“我算是明白，主席要的不只是吃，他想尝一口那段日子里的艰苦滋味，也想看看老战友还好不好。”

岁月流转，1995年12月31日，陶万荣在大连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弥留时，她轻声叮嘱护士：“替我向组织说一声，我真名叫陶万荣，可别只记得苏凤。”这句话记录在病历里，成为她留下的最后一句嘱托。

如今，人们提起那位“黄毛丫头”，多半想起她在人海中仗剑而立的身影：从少女到将校，她用一根电键、一把步枪、一口铁锅，连起烽火连天的岁月，也让“女子能顶半边天”落到实处。毛主席当年在沈阳点名要吃她做的家常饭，究其实质，不过是对那份历尽艰险而不改初心的肯定——那饭香里，有血有汗，更有信念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