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邓颖超透露：恩来在上海有另外一任“妻子”，俩人相处很默契

1927年初冬，黄浦江面雾气翻滚，码头汽笛声此起彼伏，刚从香港回沪的周恩来拄着拐杖上了岸。没人会想到，这位看似病后体弱的“李家大少爷”其实已接过中央委托，准备在白色恐怖最浓的上海重建地下交通线。恰在此时，一位身着素色呢大衣的年轻女郎迎上前，轻声一句：“太太在等您。”自此，一场以假夫妻为伪装的险局正式拉开帷幕。

转回到数月前，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湿的岭南山区被追剿，周恩来染疟疾高烧四十度不退。组织急令将他秘密送往香港治疗，并给他取了“李宗涵”的新身份。扮演夫人的，是出身医学世家的党员范桂霞。为了避免港英警探盘查，她白天端着玻璃杯参加舞会，晚上则细致地用酒精擦拭恩来的额头。三天三夜，病人昏迷不醒，她却只在沙发上眯了两小时。临别前，两人短促对视，范桂霞轻声说：“路上小心。”周恩来点点头，没有多余寒暄。地下工作就是这样，深情也得被切割成最小声量。

回沪不久，上海党中央机关屡遭破坏，联络点急需更新。邓颖超尚在武汉筹剂经费，千里之外的她写来一封信：“有必要再找一位动作利落的同志与你为伴。”字迹干净，却透出警觉。一个星期后，杨庆兰从江西秘密抵达沪西。她曾在抚州追上朱德部队，也是被战友们口口相传的“枪法最准的女兵”。而今，她要换掉军装，扮成阔太太，贴身保护周恩来。

不得不说，乔装比正面作战更考验神经。杨庆兰身高一米七，和租界里普遍娇小的交际花格格不入，若踩上高跟鞋更易暴露。邓颖超便托人买来一双做工细密的平底皮靴，鞋底包了软皮，上楼木梯时几乎听不到声响。就是这双鞋，让杨庆兰在外国俱乐部跟踪一名军统特务时，不慎踢到空酒瓶却依旧没出一点动静，成功取得敌方密码本。

“李家大少奶奶脾气好，眼神却锋利。”这是租界巡捕房对杨庆兰的暗中备注。表面上，她陪“丈夫”参加公馆酒会，实则借机摸清敌特社交路径，每次回到安全屋都绘成路线图。周恩来常在地图旁补几笔俄语缩写，转天就有人把情报送往中央特科。两人配合越来越默契，却始终遵守距离：一旦需要手臂挽手，她只轻触袖口；对外称“身体不适”就能迅速分房。纪律前提下的默契，比家国大义还要安静。

1928年春，周恩来赴法租界参加一次伪装成订婚宴的秘密会议。门口戒备森严，需要“夫妇”同步通关。杨庆兰先递出请柬，挑眉招呼：“跟上。”那一刻，周恩来心里闪过“假亦真时真亦假”的念头，却仍保持贵公子的矜持微笑。宴会中途突遭搜捕，楼梯口狭窄，人群混乱。杨庆兰以极快动作打开侧门，推他跃入邻楼天井。她自己则折返大厅佯装惊慌，拖住了追兵宝贵五分钟，地下电台得以携档案安全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邓颖超对这一切并非置身事外。1928年6月，她秘密抵沪，为中央妇委搜集工厂女工情况。夜里，三人罕见坐在一张方桌边，讨论如何将情报送出港口。说起假扮夫妻的细节，邓颖超轻笑道：“高跟鞋就免了，安全第一。”气氛短暂轻松，却迅速收束成下一步计划。此后十几年，他们再没机会像那晚一样围坐，但战友情就在这沉默中扎了根。

1931年“六·一”大逮捕后，周恩来被迫转移中央机关到江西瑞金，“李家夫妻”自然随即“失踪”。同年秋天，杨庆兰与周恩来秘书黄玠然在皖南一个破旧祠堂举行简短婚礼，周恩来担任证婚人，只说一句：“革命路长，你们要一起守住。”那是他与“假妻子”最后一次并肩，随后各奔战场。

建国后，范桂霞在上海行医，杨庆兰随丈夫进京任职。两位女战士的名字淡出公众视线，文件档案锁进机要室。直到1992年，邓颖超接受口述历史访谈，才对研究者轻描淡写地补了一笔：“恩来在上海还有一位‘妻子’，关系很默契，工作需要罢了。”一句话引来无数惊讶，却也让那段潜伏岁月浮出水面。

追溯当年的上海，夜夜霓虹背后是随时可能扑来的搜捕。假夫妻的设置，既是掩护，也是锋利武器。没有杨庆兰那双无声皮靴，没有范桂霞填补危急时刻的照料，周恩来或许很难在复杂局势中全身而退。正因为有这层背景，邓颖超的那句“另外一任‘妻子’”才显得意味深长——它不是绯闻，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革命分工。

许多史料侧重讲述战役胜负，往往忽略暗线上那份隐秘默契。然而，在组织极度脆弱的地下时期，一桩桩“婚姻”正是安全网最紧要的一环。周恩来与两位女同志的“家务事”，本质上是对敌人布下的烟幕，也是对同志生命负责的办法。或许正因深知其中冷峻，晚年的邓颖超聊及往事时，语气里既有淡然又有一丝藏不住的敬佩——对那段岁月，对那些用婚书当暗号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