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每年盈利，地方却要无烟！禁烟立法，是如何从暗战变成明战？

中国控烟最大的难点，从来不是“民众觉悟不够”，而是它碰到了一条最硬的现实线：钱。

你以为这是一场公共卫生的科普战。实际上它更像一场财政结构与社会治理的硬碰硬，过去是“暗战”，现在正在被逼成“明战”。

这轮争议的引线很清楚。各地控烟立法推进艰难，最大的原因就四个字：烟草太赚钱。

国家烟草专卖局数据显示，2025年烟草行业工商税利16570亿元，同比增长3.5%

所以控烟讨论一旦上升到“全面无烟+立法”，立刻就会撞上现实的墙。公共卫生界焦虑的是健康账，地方政府焦虑的是财政账。两本账现在越来越难同时算赢。

问题是，政策硬，执行软。很多地方卫健委辛辛苦苦把流程走完，结果“去了一趟烟草局就黄了”。

这句话背后，藏着中国控烟的结构性矛盾。不是谁不努力，而是你面对的是一个能动员财政、就业、产业链、地方增长叙事的系统。

更直观的“明战”，发生在江西新余。卫健委把禁烟条例上网征求意见，老百姓还没吭声，烟草专卖局先提意见。

工信部一边是履约部门，一边又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

而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又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带有明显的政企合一特征。

于是就出现一种很中国式的困局：左手要履行控烟公约，右手要保证烟草财政。朝堂之上如此，地方更难。

再加上疫情后增长放缓、地方财政吃紧，烟草这种稳定现金流的诱惑只会更大。你让地方把“大肥肉”放下，现实上就等于要求它当场换一个财政发动机。

控烟这事不能只靠情绪。历史遗留的消费习惯、场所管理能力、执法成本，都不是一句“一刀切”能解决的。

但“循序渐进”也不能变成“无限拖延”。你一边签了国际公约，一边在核心场景给烟草留后门，这迟早要付出治理信誉的代价。

真正做了严格立法的地方，效果是实打实的。

控烟立法不是“形式主义”，它真的会改变行为结构，尤其是对青少年这种最关键的增量人群。

只罚个人没用，因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才是控烟的第一责任人。你不管，就让你疼。

但放到全国层面，材料也给了一个不太好听的评价。此前评估里，中国控烟立法被世卫组织评为最差级。

这话刺耳，但不冤。我们的控烟在“有口号、少硬法、弱执行”上长期徘徊。

转折点在2023年，国家出台《全国爱国卫生条例》，给地方卫健委提供了新的抓手，于是又开始“大搞控烟立法”。

这意味着控烟正从“倡议型治理”走向“制度型治理”，那为什么说要从暗战走向明战。关键在于矛盾已经摊到桌面上了。

一边是控烟，一边是对烟草行业的现实依赖。你不公开辩论、不明确路线，就只会在地方反复内耗。

全面禁烟短期内不现实，但“室内公共场所更严”会是主线。尤其是办公楼、医院、学校、交通枢纽，这些场景最容易形成社会共识。

未来真正的难点是“吸烟室”这颗雷。它看似折中，实则在很多地方变成执法豁口。要么把建设标准、监管责任做实，要么就别用它来当遮羞布。

控烟要赢，必须给地方财政一个替代方案。不能只让地方“戒烟”，还得给它“换烟”。没有产业与税源的接续，控烟就是空中楼阁。

站在中国立场，控烟是一场治理能力升级。

我们不是要否定烟草行业过去对财政与稳定的贡献，而是要在新的健康与人口结构压力下，重新找到国家利益的最优解。

把暗战变明战，至少意味着一件事。规则要更透明，利益要更公开，责任要更明确。控烟不是道德审判，而是公共治理的硬仗。

总结

我们不反对循序渐进，但我们反对用“循序渐进”当借口无限拖。

到2030年那条线就在那里，谁都躲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