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丁盛的部下，后被破格提拔为大军区司令员，1994年晋升上将

1994年8月，北京八一大楼灯光璀璨，授衔仪式上，62岁的李九龙迈着并不轻快的步子走上台阶。台下有人小声嘀咕：“这位老炮兵，又立了多少军令状？”一句玩笑，却勾起许多战火记忆。

1975年的皖南演兵场，一场合成营夜间实爆演练结束，时任副师长的李九龙蹲在弹坑边，抠出几块冒热气的泥巴，突然问参谋：“爆破点偏了多少？”参谋愣神，只能含糊回答。李九龙没再说话，径直走回指挥车，第二天拐回做了整整一上午修正试验，这股“较真劲”从未改过。

1929年1月，他出生在河北省故城县。父亲早逝，家里只剩母子二人。日军铁蹄踏进冀南平原那一年，李九龙正读四年级。学堂每天都在烧，家里拿不出学费，他干脆辍学去给地主拉车、打短工。

1943年冬，他被县里地下党引进农协，身份是一名交通员。因为年纪小，他常把情报藏在萝卜缨或米糠里。一次差点撞上搜山队，他一把将情报塞进灶膛假装添柴，日军搜不到东西，也就走了。火舌舔过信封的边缘，却没有烧透，算是死里逃生。

日本投降后，华北军区开始大规模动员青年参军。16岁的李九龙在漳南镇报名，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很快转正为党员。辽沈战役爆发，他作为连队爆破排长，带11人接近碉堡群。三发炸药包扔进去，工兵铲还没收口，炸点已腾起火柱，首功记在了他头上。

不过代价也沉重。攻打黑山时他左肩被弹片击穿，队医只来得及做简单包扎，残留金属直至晚年也没取出。老战友打趣：“你的勋章长在骨头里。”

1951年3月，志愿军第四次战役期间，李九龙率404团一营担任前卫，穿插至大无名高地。他把《孙子兵法》里“行军间示之以利”挂嘴边，却在行动上只认准“出其不意”四个字。七昼夜死守，敌军50余次反扑，阵地几度易手仍被夺回。一营530人，最终仅余43人，还在阵脚上端着枪。金城战役总结会上，军分区首长把他称作“带着弹片的钉子”。

朝鲜停战后，李九龙回国。战争的硝烟没让他停歇，整训部队、研究战例，成了他新的战位。1964年，他从团长提为副师长；1969年出任师长。那一年，珍宝岛炮声震天，边情紧张，他提出“分兵成群，分兵成判”的防御术语，得到丁盛赞许。

与丁盛相识在54军。那时丁司令调任军长，铁腕作风与李九龙一拍即合。两人讨论战术时常吵得面红耳赤。一次，丁盛拿起图板重重一拍：“小李啊，别光顾着炸！也得考虑怎么保存自己。”李九龙抿嘴不语，却在第二天把预备队的战术改了三版。敢顶撞上级，却又以战果服人，是丁盛看重他的原因。

1979年春，162师奉命入越参战。山地密林，水网纵横，火线零散。李九龙指挥“一点突破，多点牵制”战法，连续拔掉五处据点。26天行军四百余公里，带出“猛虎师”之名。凯旋那晚，全师只有17人没有负伤。有人说这是血拼的代价，他却答：“打仗哪有不掉皮，关键要赢。”

作风强硬，也最难求人情。1982年，部队裁军，一位当年救过他性命的老通信兵想留个文职。李九龙请他来办公室，话不多，“我不能为了你，坏了原则。想进大学就回去复习，缺学费找我。”老兵当场愣住，悻悻而去。三年后，那人真考进师范大学，寄来一封感谢信，信中只写八个字：“当年不留，终身铭记。”

李九龙的公私分明，同样落在子女身上。1985年，儿子李兵考军校，差了5分。军区干部部有人悄悄提醒：“首长，一句话的事。”李九龙摆手：“规矩先行。”儿子只得以普通士兵身份入伍，转业后进锅炉房烧锅炉，再转行考取技术员，兜了几个大圈才站稳脚跟。家里老人常埋怨，他却一笑置之，“我能提别人，不能提自己人”。

1985年百万大裁军，李九龙转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川藏高原空气稀薄，他第一次踏上海拔四千米的色季拉山就头痛欲裂，却听参谋汇报墨脱方向新开辟的一条山道塌方，扭头便上吉普。同行军医急了：“司令，先吸氧！”他挥手：“路通不通，比氧气重要。”

1988年9月，中将衔授予，他仍整日围着地图转。双手指甲缝里常卡着铅粉，装满各类边境线标号。1990年至1992年，他先后组织川西、滇西两次合同演练，首次把高原排雷与工程渡河放进同一课题，被总参列为典型。

1993年底，军委突然调整五大战区指挥链。因熟悉高原作战，他被破格提拔为成都军区司令员。消息传出，一些从军校刚毕业的年轻军官忍不住打听：“这位老首长什么来头？”老兵只说一句：“八路出身，炸药味不散。”

就任伊始，他抓的是作风。机关午休时，他背着手闷头在走廊转，见有人打扑克，顺手拿起牌对着窗外一撒：“打仗就靠这副牌？散了！”屋里尴尬得能滴水。从此军区办公楼再没听到过麻将声。

云南、拉萨两地，李九龙最上心。为检查中印边境哨所通联，他坚持冬季登上海拔5300米的新则达营区。风刮得人字都说不全，他硬是把通话中断原因查到电瓶老化，现场换新，才肯下山。警卫连长私下嘟囔：“首长是天生的山里汉子。”没人反驳。

2000年退役后，他递交了一个不到千字的申请：走遍剩下的陆路边防。批准文件下发，他拄着登山杖从广西出发，用三年时间踏查二十余段界碑。随行参谋记下他的口头禅：“不走到脚软，何来心安。”

2003年盛夏，他因多脏器衰竭在成都逝世。清点遗物，除了发白的作战地图，就是一本厚厚的边防日记。扉页上留着四个字：寸土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