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七月的维多利亚港还笼着薄雾,舱面上站着的秦邦礼略微侧身,视线掠过密集的桅杆。此刻,他正等候最后一批奔赴天津的物资验收结果,而距离他当年在上海闸北米店里亲手点清第一笔账目,已经整整十八年。
1931年春,他初到上海。那年四月,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像闷雷,陈云紧急更换交通线。陌生面孔最安全,于是博古递上弟弟的履历。夜色里,陈云摊开毛毯,放下两根金条,低声一句:“做生意,也是在打仗。”这一幕无须渲染,分量自明。
凭着这两根金条,他租了十七平方米门面,挂牌“无锡优级米行”。前厅卖米,后院暗门通往联络点。白区特务最忌财务往来,他干脆把账目做到街头巷尾人人称道。米行三个月扭亏,盈余转投糖坊、南货铺。店铺越多,掩护越稳。
1932年,汕头交通线被切断。秦邦礼奉命修复。他把药房也开到码头边,营业额很快盖过本钱。检疫处每逢盘货,他就安排店员高声报数,外人只听见“奎宁”“碘酒”,听不到夹在箱底的密码本。
1935年秋,他随陈云赴莫斯科列宁学院短训。两人同宿舍,偶尔对线形势。陈云笑问:“开店手痒吧?”秦邦礼回一句:“不开店,手更痒。”一句玩笑,暗合将来香港布局。
“八一三”炮火把上海计划全盘打碎,他关闭所有门面,账薄付之一炬,只带走折现。延安时期,他在中央党校暂歇,却时常同教员讨论边区物资缺口。有人纳闷,他笑言自己“对数字过敏”。
1938年一月,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间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挂出“粤华”茶号。复檐砖墙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悄然运转。同年夏,独立商号“联和行”成立,法人写着“杨廉安”。这三个字与他本名谐音,保险起见,连支票抬头都另刻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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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沦陷、越海航线中断,他又改走滇缅公路。胶轮一路颠簸,他在车顶抱着布包,里面只有一只旧算盘。“一声枪响,先护算盘。”他常半真半假警告司机。算盘没丢,货也没少,边区前线因此多活下不少伤员。
抗战相持期,他在香港连开数家新亚药店、协成百货,贸易网络伸进暹罗、新德里。1944年年底,他向周恩来呈报库存:折合一千余万法币。数字背后,是数以百计的暗码信函和千万里海陆线。
解放战争爆发,东北粮食成了最值钱的战略物资。陈云坐镇沈阳,电示:“粮换外汇,再换设备。”秦邦礼心领神会,联和进出口公司迅速收购大豆、高粱,然后转船香港。几个月后,内地工厂收到纺机与药材,粮票换成了机器轰鸣。
1948年冬,华润公司注册文件递交香港政府。名称中那一个“润”字,既是致敬,也是昭示:企业所有权归属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股权转让上报中央,仅留少量流通股应付法律需要。外商私下揣测他“卖掉了金山”,殊不知那正是他要的效果——让人明白这条商业巨鲸已有国家做靠山。
1950年,他被任命为香港贸易委员会主任,兼任华润董事长。随后赴北京述职,向周总理递交厚厚一摞账册。周恩来翻了几页,抬头说:“你给国家留下的不仅是资产,更是一套队伍。”秦邦礼欠身:“人还在,队伍就在。”
三年后,他又远赴雅加达任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继续搭建新中国对外贸易网络。病重前,他仍在整理东南亚市场调研笔记,页脚工工整整写着八个字——“经济亦枪,胜败所系”。
如今,华润集团资产逾一万六千亿元,业务遍布全球。很多人熟悉它的地产、医药、零售,却未必记得,这艘巨舰的龙骨是两根金条和一个米铺。那是动荡岁月里,秦邦礼用胆识与算盘筑起的“隐形兵工厂”,也是无数无名者托举的胜利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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