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文章丨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着眼点促进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一直是政策讨论的焦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为改革初期打破大锅饭，发挥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大踏步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指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根据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表述，这也为这一时期社保体系的初步建立、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做了理论铺垫。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一步适时而变。党的十九大明确“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将公平与效率并列为核心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强调二者动态平衡。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内需不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内需不足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分配，分配则还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效率侧重点在于分配要更有利于刺激供给，公平则似乎更多地关注消费侧、需求侧本身。在人工智能迅速提高生产效率的时代大背景下，内需不足拖累经济发展说明供给已经不是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边际消费倾向高的群体却没有消费能力，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因为消费已经饱和而没有消费意愿才是问题核心所在。因此，当前启动经济发展引擎的关键在于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着眼点，确立“以缩小贫富差距为标杆”的政策目标框架。惟其如此，才能够通过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的稳步发展，同时更加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凸显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特征。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6年1月刊

一、贫富差距过大拖累经济增长

贫富差距过大是制约经济体保持长期增长并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将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维持在4466- 13845美元区间，且经济长期停滞的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如阿根廷、巴西等这些资源依赖型国家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期超过30年。该类国家的显著特征是收入分配极端不均，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3- 0.61。与此相反，日本在经过了23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之后，基尼系数持续下行至0.26左右；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历时35年，基尼系数在工业化初期因收入差距一度拉大至0.39，但通过工资普涨和社保扩面，最终使基尼系数稳定在0.26至0.29的低位区间，两国均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贫富差距过大还是造成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美国历史上大萧条前夕，贫富差距也达到了极高的程度，0.1%最富有的家庭收入总额等于42%最贫穷家庭的收入总和，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最富有的0.5%的家庭拥有美国近1/3的净财富，随后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大萧条，经济增长周期大幅缩短。2024年孟加拉国发生大规模骚乱，直接导火索是该国的公务员配额制，但根本原因在于贫富差距扩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孟加拉国2022年的基尼系数是0.53，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加上高失业率，是2024年骚乱的重要社会背景。

当前我国面临同样的风险，必须予以重视。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91的峰值，2015年降至0.462，近年均在0.46 - 0.47区间波动。虽然比2008年有所回落但仍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在诸多拉动内需的研究和政策建议中，高达150万亿（2024年数据）且近三年每年增长15%左右的居民储蓄总额似乎暗示消费能力并不欠缺，只要给予一些消费补贴刺激就能够拉动内需，但相关措施均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在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的结构性问题。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其金葵花客户（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占其零售客户的2.49%，但贡献了81.9%的资产。这从一个侧面表明，150万亿元的储蓄总额绝大部分属于消费饱和的群体。因此，那些只看总量不看结构，认为引导居民把这些储蓄转为消费即可的意见，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居民消费不振只是表象，核心依然是贫富差距问题。

贫富差距引起的储蓄高企、消费孱弱也是通货紧缩的关键诱因。譬如明末的银荒。明万历年间，张居正之所以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原因是当时美洲和日本白银的大量输入。明末虽然美洲白银减产，日本限制贸易，但是明朝丝绸和瓷器的出口地位无可替代，明末对外贸易仍处于顺差状态，1600年至1640年，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185.6万两，是此前三十年年均流入量的一倍以上。1636年至1644年的崇祯中晚期，在生产遭受灾害和战争双重冲击的情况下，明朝每年仍通过贸易顺差流入白银30万至60万两。明末官方加征三饷也并非银荒的主因，税收抽取的白银最终也应该回到市场。且即便从民间加征，明末官方财政收入太仓库岁入300万两，加征三饷实际收入1000万两。而张居正时期，太仓库岁入400多万两，全国田赋折银2600万两。明末银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情况下，官僚地主阶级窖藏囤积白银，导致流通中白银紧缺，形成明末银荒的“通货紧缩”效应，进一步加剧明末的危机。这一前车之鉴值得高度重视，在现代信用货币与经济体系下，尽管货币形态和金融工具已发生根本变革，但上述逻辑仍以新的形式重现。当前大量高净值人群持有巨额储蓄避险，不进行生产性投资，个体消费总额有限；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工作流失、收入低微、社会保障不足，不得不压缩开支、消费降级，有效需求持续萎缩。这种“富者储而不用，贫者欲购不能”的局面，导致在储蓄总额高达150万亿以上的情况下，社会总需求长期低于总供给，价格水平陷入下行通道，青年失业率在口径调整的情况下仍然达到17%，整个经济有陷入通货紧缩与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的隐患，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二、创新发展必须兼顾共同富裕

坚持创新发展是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背景下，引领我国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发展理念。“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创新发展做出一系列的谋篇布局乃至具体部署，与此同时，“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优先目标。这实际上表明，“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坚持创新发展的同时，对充分就业及其中蕴含着的共同富裕问题的关切。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带动下，传统岗位被新兴岗位替代的速度加快，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都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对共同富裕产生重大影响。

其一，科技革命大范围重塑整个劳动力市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从2000 年至2023 年的48.13%，预期这一比重将会升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增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较复杂。第三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如金融、IT等高附加值行业薪资是传统服务业的3-5倍，扩大技术溢价差距。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近二十年来的数据表明，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岗位大变化的趋势是服务业中高薪（管理/技术）和低薪（外卖/保洁）岗位增长占比达85%，中等收入岗位萎缩。国内情况来看，以杭州为例，2023年第三产业占比70%，但程序员与网约车司机时薪差距最高可至6倍以上。类似外卖员等新兴服务业社保覆盖率不足60%（制造业超90%），加剧低收入群体脆弱性。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带来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增加，客观上将会加剧贫富差距的扩大。

其二，主力出口产品的变迁也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服装、家具、家电出口老三样已经被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设备新三样所替代。机电产品整体占比虽然大体相当，但是具体产品也已经从加工贸易为主的电器电子机械装备升级为电动汽车、集成电路、船舶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品。这一转变虽然完全符合产业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但是客观上，这也带来财富的进一步集中。技术密集型产品附加值高，劳动者收入大幅高于传统行业，比如新能源电池工程师平均年薪 24 万元，而传统纺织业岗位年薪仅5.8 万元，二者差距达4倍，但是前者所覆盖的劳动者数量远远低于后者。2008年，制造业总就业约1.02亿人，根据出口交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约45%），推算出口制造业直接用工约4500万人至5000万人，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就业120人- 150人。同口径计算2024年出口制造业直接用工约2800万至3000万人，每百万美元出口拉动就业29.1人。这一数据表明，虽然出口升级符合发展的方向，但是出口创汇直接惠及的人口大幅减少，企业和企业股东本身的收益大幅度提高，客观上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

在鼓励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如何统筹就业和收入调节，一些域外经验值得借鉴。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线，同时强化收入政策调节，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减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恢复大股东资本利得税，对高收入者加强财产税征收；对中小企业实施遗产税延期缴纳政策，防止家族企业因税负倒闭，推行“新村运动”缩小城乡差距等。韩国在其70年代至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基尼系数却先高后低，最终稳定在较低层面，税收再分配效应显著，形成了“技术创新—收入改善—内需扩大—再投资增长”的正向循环。韩国的经验说明，分配公平与创新效率并不矛盾，相反，收入分配的合理化为创新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稳定预期，为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贫富差距过大是制约一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创新发展与追求共同富裕并不矛盾，保障公平能够更好地提高效率。如何在坚持创新引领的情况下，防止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如何以推动共同富裕为抓手，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正是解决问题的指引：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以共同富裕为重要政策导向，将“缩小贫富差距”提升至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经济政策抉择上，果断推动、优先选择同时具备促增长与缩小贫富差距功能的政策。具体而言，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施策：

1.进一步降低利率促进消费、投资，缩小贫富差距

降低利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通行手段，在巨额储蓄主要是少部分人所有的情况下，降低利率同时具备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当前要考虑的问题无非是两个方面：第一，实际利率是否过高？利率还有无继续降低的空间？第二，降低利率会导致银行利差的降低，在与房地产相关联的坏账大量出现的情况下，银行系统在息差降低的情况下能否承压？关于第一个问题，最新的贷款实际利率以一年期LPR计算达到2.2%，这还是CPI在11月份显著回升至0.7%的结果，2025年前11个月的CPI平均值为0.0%，实际利率更高。这充分说明，利率存在下降的必要和空间。其二，2024年，A股上市公司总利润约为5.2万亿元，其中上市银行总利润约为2.14万亿元。上市银行总利润约占上市公司总利润的41%。2024年度，美国上市银行总利润约占美国上市公司总利润的7%- 9%。2024年末，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3.56万亿元，整体不良率为4.8%- 5.0%；2024年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68万亿元，行业整体不良率0.7%。

2024年末全行业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6.9万亿元，足以覆盖可能存在乃至扩大的风险。由此可见，进一步降低利率乃至负利率不会对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带来系统性风险。这种储蓄总量和实际利率的高企造成通货紧缩的局面，与明末的银荒极其类似，经济陷入“窖藏陷阱”，与国与民无利，只有利于食利的既得利益阶层。这种“窖藏陷阱”与“流动性陷阱”的关键区别点在于：前者不是在利率极低的情况下产生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没有用足而并非没有用。现代货币体系则提供了解决“窖藏陷阱”的钥匙：通过降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来打破恶性循环，促进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为此，必须排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干扰，从全局出发制定货币政策，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

2.着力调整税制结构，确保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党的十六大报告曾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我国再分配所发挥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偏弱，再分配使基尼系数仅下降3%- 8%，远低于OECD国家普遍30%- 40%的降幅。再分配主要包括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个方面。从当前情况来看，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短板，亟待调整。关于社会保障方面，已有诸多专家学者提出划转国有资产提升社保标准和覆盖面的积极建议，在此略过不提。在税收调节方面，间接税比重过大，直接税薄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到改进。改革方向也是非常明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优化间接税结构，除了增值税的结构性调整和消费税的提质扩围以外，要对出口退税进行结构性调整。前文已述，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已经换代，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用工也已大幅减少。因此，有必要针对近两万亿元的出口退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减少对产品附加值高、用工人数少的出口产品的退税，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民生领域。这一操作既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又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还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国际贸易争端。

二是加速健全直接税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直接税体系”。我国直接税体系孱弱，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的缺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为实施房地产税做了房地产联网登记、身份证清理等大量的基础准备工作，但是面对2019年以前房价狂飙突进的局面，调控手段却始终囿于消费端限购、生产端限贷等行政手段，迟迟没有从房地产税入手进行规制。当下房地产一落千丈，拖累经济，实施房地产税更是投鼠忌器。实际上，当前仍有稳妥推进房地产税且有利于提升市场信心的路径，相关内容已在《改革内参》2024年第3期详述，在此不做赘述。遗产税则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制定实施遗产税没有技术障碍，阻碍遗产税出台的主要因素在于对资本外逃的疑虑，实际上，OECD国家38个成员国中有24个征收遗产税，一些未征收遗产税的国家也以资本利得税替代遗产税的功能。人才和资金完全没有必要从一个开征遗产税的国家转移到一个已经有健全遗产税征收机制的国家。因此，只要破除既得利益格局，下定决心，找对方法，设置合理的豁免条件，就能够推进构建有效的直接税体系，继而缩小贫富差距，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三是健全配套措施。健全配套措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健全配套税种，譬如推行遗产税，必须与赠与税相协同。为引导高收入群体参与第三次分配，配套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等等。再如针对数字经济的税收补位，对具有垄断地位并获得畸高利润、且科技研发投入占比较小、提供就业岗位少的平台企业适当进行税收调节。其二是税收征管的配套协同，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税收征管措施的强化特别是数字化手段的实施，必须与合理降低税负相协同。过去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标准之所以没有对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因为征管的不完善。一旦强化税收征管措施，则有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极大负担和伤害。因此，税收征管措施的强化有必要纳入宏观政策一致性考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税收结构的调整，要更多地从消费端入手，尽量避免从生产端入手。譬如同样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主要集中于财富的生产端，房产税、遗产税则处于消费端，以税收推动共同富裕，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放活生产端，平抑消费端。

3.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导向，更有效率地使用财政资金

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抓手，财政资金又是有限的，必须务求实效，避免“撒胡椒面”式低效投入。在当前需求不足的宏观背景下，必须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导向精准投放，最大程度提升资金的乘数效应。研究表明，财政资金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可显著提升社会福利，每1万元转移支付对贫困家庭的效用相当于高收入家庭的5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每增加1%，底层20%群体收入增速可提高0.3个百分点。“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投资于人”的要求，并明确：“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整体方向已经确立，惯常的手段也无需赘言，但在一些具体领域，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要挖掘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的更多场景。在疫情及其他必要情况下，向居民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通行做法。2020至2022年，四分之三以上的OECD国家向全民发放了一次性补贴。我国虽然没有发放普惠性补贴，但也从2025年元旦起面向3岁以下小孩家庭发放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直到孩子满3周岁。这一补贴获得了广大的社会好评，育儿补贴给一些困难家庭带来温暖，解决困难的同时也带动了消费。育儿补贴按中央财政预算900亿元加地方财政配套部分100亿元，总金额1000亿元估测，简单按照央行派发基础货币的4倍乘数效应计算，也能带动4000亿元的消费，约占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3‰。这一规模显然不足以改变需求不足的态势，但向民众发放现金补助毫无疑问能够显著拉动消费且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假设国内向全民每人发放3000元，按14亿人计算，总数为4.2万亿元，总数仅略超2024年专项债的水平，但是保守估计能带动近15.4万亿元的消费（参考美国经验，美国第三次补贴按购买力计算约为6000元人民币/人，社零同比涨幅近28%。按宽口径计算，中国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群体人口比率是美国低于收入中位数的人口比率的2.3倍左右，同口径则达3至3.7倍，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是中高收入消费倾向的3倍。以此简单估算中国补贴3000元/人，可增长社零约32.2%- 58%。），仅增值税、消费税等就能够创造1.8万亿元至2.4万亿元的税收。此外，发放现金可能带来的M1上涨和通货膨胀能够有效打破当前通缩的态势。在向全民(或约9亿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居民)发放现金补贴尚难以实施的情况下，挖掘更多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的场景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譬如可以向育有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提供资助、可以向毕业两年内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大学生提供资助、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社保代缴资助等，这些都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实现一举多得的目标。

第二，破除“以工代赈”的路径依赖，着眼长远，将人工智能时代发放UBI（长期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和推进共同富裕进行通盘考量。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时代，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应对天灾人祸带来的经济社会困难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便在工业化时代，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也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同时生产仍需大量的人工，“以工代赈”仍有广阔的实施空间。一旦进入“人工智能”这一千年未有的变局时代，诸多生产环节都将被人工智能操控的生产流水线所取代 ，生产领域的就业岗位将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少，即便是服务业，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就业岗位也都将逐渐流失。在此大背景下，政府的责任一方面是尽量确保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就业不出现断崖式下跌，以免对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是诸多中央文件强调“稳就业”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则是要前瞻性地将UBI纳入未来的施政考量，要通过UBI及类似的手段避免科技创新带来就业岗位消失后造成的贫富极端分化。追求共同富裕本身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天生就契合“人工智能”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实现科技创新和共同富裕高度融合的典范。

（作者单位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环球财经杂志，作者陆琪、邬嘉晟。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编译/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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