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晚年赴香港，被老友孙女提问：你为什么用竹签刺江姐十个指头

1948年仲夏，闷热的重庆渣滓洞里回荡着皮靴踏地的回声。刑讯室门口，新来的军统少将沈醉微微侧身，透过半掩的门缝看见江竹筠被铁链锁在木柱上。那一幕，他终生难忘，却从未向外人详述。三十三年后，旧影在香港意外重现。

1981年1月20日夜，九龙尖沙咀的街灯刚亮。沈醉刚放下行李，就被旅店老板认出。第二天，《新晚报》头版出现他的大幅照片，标题用了八个黑体字：“少将战犯抵港探亲”。尽管他一再低调，消息还是像潮水般传开。电话不断，有人求见，有人探底，也有人只是想确认小说《红岩》里“严醉”是否真如传闻那般阴鸷。

傍晚，门铃再度响起。来者是旧日同窗梁伯，身后躲着一个扎马尾的小姑娘。梁伯压低嗓子解释：“孙女吵着要见‘严醉’，非我带她来不可。”小姑娘却怯生生地躲在祖父背后，鞋尖在地毯上画圈。沈醉笑着侧身，让出门口的位置，“别怕，书上的人不是眼前这个老头子。”轻缓的话音，才让女孩缓缓抬头。

一分钟的对视过去，小姑娘突然抛出一句：“你为什么用竹签刺江姐十个指头？”清脆，却像锋利的薄刀划破空气。沈醉愣住，杯中的热茶微微晃动。他没想到，对方开口就是这处于半真半假的桥段。稍作停顿，他摆手示意坐下：“要不要听我说个完整的经过？”

屋里亮着一盏昏黄壁灯，梁伯关上门，房间只剩细碎呼吸声。沈醉开口回溯：“当时主审的是徐远举。我到场时，江竹筠已经被屈膝铐在长木凳上。徐的第一句话就是‘给我撬开她的嘴’。十几条问题抛出去，她连眼神都没动。”沈醉放缓语速，“徐要人把她衣服剥光游街，江竹筠却厉声喝止——那番话，像刀子劈在在场每个人脸上。我踢了徐一下，让他换法子，于是竹签的主意便冒了出来。”语气平静，却夹杂难以掩盖的沉重。

女孩又问：“可你没阻止。”沈醉点头，“我没有，那天我只是目击者，却也是纵容者。这比亲自动手更难宽恕。”话音落下，空气仿佛凝固。梁伯轻咳，算是给紧绷的房间松掉一丝线头。小姑娘抱着书包，半晌才小声说：“原来不是小说瞎编。”沈醉苦笑：“小说把我写成了主刑人，也算我逃不掉的报应。”

第二天清晨，香港《星岛日报》以整版介绍沈醉的“新生”身份：第一批特赦战犯、北京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作者。读者反响热烈，有人寄来信件质问，也有人索要签名。沈醉挑灯夜读，字里行间时常出现一句：“悔迟矣。”写完，他会轻轻划掉，再写新的版本。同行作家笑他“修稿修得像忏悔录”，他却只说：“笔尖不扎人，扎的是自己。”

几天后，二女儿沈小熊从台北飞来。她推门便说：“爸，200港币一晚的房间，寒酸得像学徒宿舍。”沈醉摆摆手：“能睡就行。”女儿不依，举例段克文在美国靠写回忆录挣稿费、买别墅，“同样军统出身，他一个月能进账多少你知道吗？”沈醉把水杯推到女儿跟前，用几近平静的声调回答：“有人愿意被收买，但沈醉不是件商品。”父女目光胶着，好一会儿，沈小熊才拎起手袋走向走廊，脚步声回荡得格外长。

探亲期满，沈醉拒绝多日挽留，按期返京。抵达首都机场那天的清晨，他看见东边的天空泛白，耳边是发动机的低鸣，脚下却像踩在1975年功德林监舍的水泥地上——潮湿、冰冷，又真实。后来十年间，他拿起钢笔，先后写出了《戴笠其人》《军统内幕》等书，他自嘲：“过去握枪的手，今天写史料，算是另一种偿还。”

1996年3月18日，沈醉病逝。治丧通知上没有过多渲染，只简单列了姓名、籍贯、逝世时间和生平职务。江竹筠的名字没有出现，但参加追思的同学、记者、战犯同改人员里，不少人想起了那位在渣滓洞里大义凛然的女烈士。熟悉内情的人私语：“竹签难断，因果难逃。”

梁伯的小孙女后来成了记者。她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竹签与钢笔》。文章开头引用沈醉的原话：“有的人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是因为当年他们握着钉子。”这一句话，被许多读者记了下来，成了一份并不温柔、却异常锋利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