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护送伟人后代赴苏，解放后却销声匿迹，毛主席：真是个怪人

1959年初春，北京西山薄雾未散。中南海里，毛主席接见从海外来访的旧友时，忽听对方提起一位“红衣牧师”。主席略一沉吟，脱口而出：“那是董健吾吧？怪得很，他这些年像蒸发一样。”随行干部迅速做了笔记，一段尘封的往事由此被重新翻起。

董健吾出生于1891年上海静安区，家底殷实，祖母信教，他在祈祷声中长大。读圣约翰大学时，洋旗飘在校园中央，他却偏要把国旗升上杆。校长勃然大怒，将他逐出校门。年轻人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转身去了圣彼得堂，仍旧讲道，但讲台下常常混进热血学生，讨论的话题已从《圣经》变成“五卅惨案”。

冯玉祥1926年途经上海，请这位年轻牧师喝茶，交谈数小时，感到投缘，索性把董健吾带进西北军。冯氏夫人学英语、孩子背诗句，都是董健吾在辅导。军中有人取笑他不拿枪，只拿圣经，他笑笑，说枪杆子不一定比良心硬。可当1927年南京路血染街头，他的良心狠狠被刺痛。他自语：“若我是共产党，该多好。”尾随在侧的浦化人听见，暗喜，旋即发展其入党。那年，董健吾三十七岁。

地下工作需要伪装，牧师身份恰好是天然的罩衣。1930年，周恩来指示陈赓：办一所能掩护烈士遗孤的幼稚园。董健吾二话不说，把祖上留下的几十亩良田盘出，租下戈登路拐角的石库门屋，挂出“大同”招牌。教室不大，却悄悄迎来了三个特殊的孩子：毛岸英八岁，毛岸青七岁，毛岸龙才三岁。孩子们喊他“董伯伯”，他应得爽朗，园中花木也跟着欢腾。

白色恐怖随即袭来。1931年特务搜园，毛岸龙被惊吓后高烧不退，次日夭折。董健吾抱着冰冷的小躯体，整夜坐在石阶上。悲恸之后，他迅速决定：散园，护娃。能回家的回家，没处去的由组织统筹。毛岸英兄弟被他领回租住的阁楼。丈母娘嫌麻烦，经常抱怨。浦化人担心暴露，多次劝他换地方。无奈之下，兄弟俩被转交给前妻黄慧英。

生活困顿，黄慧英靠缝补维持。毛岸英、毛岸青在弄堂里学做纸盒、扎纸花，手上常被胶水烫起泡。有一天，弟弟再挨打，哥哥怒而带着他夜跑。兄弟俩变成流浪儿，饿极时翻垃圾桶，冷极时在庙檐下缩成一团。董健吾寻人三个月，终于在破庙里发现他们。见岸青头部伤痕，他一句话没说，只是默默脱下外衣给孩子裹上。

1936年春，冯雪峰建议送兄弟俩去苏联治病读书。董健吾托张学良帮忙，同去的还有自己侄子董寿琪。六月，三名少年由东北入境满洲，一路辗转到莫斯科。临行前夜，小屋昏灯下，董健吾拍拍岸英肩膀：“到那边，好好念书。”岸英点头，眼圈通红。

同年冬，宋庆龄要把美国记者斯诺安全送往陕北。董健吾再次披着牧师外衣，护送这位白发记者穿越封锁线。抵达瓦窑堡后，周恩来与斯诺相见，握手言笑；而董健吾转身就走，不留姓名。周恩来追出门口，只听他远远丢下一句：“组织有召，再叫我。”

抗战爆发后，他化名“董文锷”，在租界、晋察冀、西安多地周旋，帮地下党送情报、运药品。西安事变期间，他以谈判使者身份坐进张学良公馆。张、杨二人迟疑时，他淡淡一句：“蒋先生若不改弦易辙，只会两败俱伤。”掷地有声。事后张学良回忆：“那位牧师看似温和，其实比刀锋还利。”

1949年六月，上海解放。许多旧同志排队报到，然而登记簿上始终缺了董健吾一行字。有人揣测他被捕，有人说他南下。事实是，他写信给主管统战的潘汉年，不巧潘已因案被捕，信件石沉大海。无处投身的新政权，他干脆学推拿，租在小弄堂里替街坊按肩正骨。街坊笑称：“董先生治病先念《圣经》？”他摆手：“手劲比经文管用。”

1960年，斯诺再次访华，提起“王牧师”，毛主席摇头。周恩来靠多年记忆，层层核对，才确认“王牧师”即董健吾。主席莞尔：“这人给我养娃，也不来喝杯茶，怪人！”周恩来差人四处找，却只在民政档案里发现一张行医执照：董健吾，业余推拿师。

1961年正月，陈赓大将回沪探亲，听到传闻，亲自寻到那间陋室。陈赓推门，屋内正飘着药油味。董健吾抬头，两人对视数秒，谁也没先开口。片刻后，陈赓笑问：“老董，跟我回北京吧？”董健吾擦擦手掌，轻声说：“江山有人扛了，牧师手上只剩经文和脉络。留下，也好。”

陈赓最终没能带走这位故友。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董健吾不恋功名，宁愿做市井郎中，一如既往——怪，却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