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钱信忠送报告到中南海，毛主席怒斥：你这卫生部长咋当的

1950年初秋，洞庭湖区的瘴气再度翻腾，瘧疾把许多农民拖得抬不起头。消息层层上报，中央判断：缺医少药仍是农村最尖锐的痛点。此后十五年，相关文件下发了不少，巡回医疗队、卫生防疫站、合作医疗实验点，一样样试，但总像雨点落在旱土，滋润不够深。矛盾就在暗地里积累，终于在1965年那个夜晚爆发。

回看前情，1952年，中央曾发动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麻风、血吸虫、天花被逐步压制。城市里“消灭四害”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在乡间，老乡们依旧把痄腮、破伤风当成“邪气入体”，落后的医俗和有限的经费互相拖拽，形成死结。1958年，毛主席提出“医药学是宝库，要发掘、整理、提高”，卫生部开始摸索中西并用，但专业人员集中在大城市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松动，高级医生仍旧离稻田、旱坡太远。

1965年春，卫生部长钱信忠连续收到各省来的急电：某县产妇大出血无医可救，某公社破伤风致死数例，某山村一个感冒拖成肺炎倒下三十多人。钱信忠“夜不能寐”四字写在笔记本首页，他清楚，主席盯着这事已不是一两天。于是6月26日凌晨，他把最新统计表、经费表以及卫校毕业生去向表塞进公文包，直奔中南海。

那天主席白天接见外宾，夜里才抽出空。灯光下，钱信忠展开报告，逐条汇报：“全国140余万卫生技术人员中，九成在城市……农村人口占全国八成，却只拿到卫生经费的四分之一……”话还没说完，主席脸色阴沉，烟头烧得通红。片刻沉默后，一声质问拍在桌面：“你这卫生部长咋当的？全国八亿人，你们只顾百分之十五？！”

“主席，我……”钱信忠刚开口，主席又一次打断：“卫生部成了‘城市老爷部’？农民生病没人管，这账算谁的！”短短几十字对话，只在屋子里回荡几秒，却像锤子一样砸进在场每个人心里。钱信忠连连点头：“立即改，马上改。”

随后的十多天，中南海连开多场小型碰头会，形成被后人称作“六二六指示”的核心精神：重心下移，先把最基本的服务送进村庄，再谈技术精尖。要点很明白，一是培养社会能负担得起的乡村医生，二是药械简单够用即可，三是经费分配向乡村倾斜。

方案一公布，上海、江苏、江西等地率先试水。川沙县江镇公社用了一个颇具江南色彩的做法：挑选农村青年进短训班，四个月集中学诊断、注射、针灸、常见病用药；毕业后拿草绿色药箱，赤脚踏田埂，谁家点灯谁家就医。老乡嘴快，立马送了个接地气的称呼——“赤脚医生”。这个昵称一传十、十传百，倒比官方文件更响亮。

江镇公社的王桂珍是第一批学员。本来只念到高小，却狠得下功夫。化学元素符号背不下来，她就盯在单词卡上画图形；针灸穴位记不住，就在稻草人身上戳红点。熄灯号响，她钻被窝打手电再背一遍。四个月后，小姑娘背着药箱回村，偏不坐诊室，她轻声说：“庄稼人忙，不方便，就到田里给大家看。”开始有人疑心，王桂珍干脆在自己胳膊上先扎针：“疼不疼？能行我再给你们扎。”这一举动，老乡看了服气，病号越聚越多。

巧的是，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几乎同步推进。公社把互助基金折成看病券，乡民交一毛钱，药费就能减半。学费少、设备轻、疗效看得见，基层卫生的水面总算漫上来了一层。短短两年，全国赤脚医生发展到一百多万人，平均每村有一至两人掌握基本医疗技能，加之县卫生院巡回指导，旧时“小病拖、大病等命”的局面开始松动。

有意思的是，这些医生白天插秧割稻，夜里提药箱上门；既懂针灸，又能下田干活，“医生”“社员”两种身份无缝切换。技术当然有限，复杂手术还是得送县城，但感冒发热、肠胃痉挛、分娩接生，多数在自家炕头就能解决，对降低死亡率立竿见影。1970年前后，农村婴儿死亡率较1965年下降约三成，赤脚医生的贡献不可忽视。

有人统计，当时全国卫生费用的城市农村比例由75：25调为65：35，虽未彻底倒向乡村，却已是硬挤出来的资源倾斜。钱信忠后来回忆：“若没有主席那一顿痛批，卫生部的工作很难迈出关键一步。”此话不算恭维。政策转弯往往就卡在那一声质问里，“咋当的”三字，讲的是责任，也是压力。

1976年以前，赤脚医生制度在中国乡野持续运行，他们用最简单的医疗手段，把“无医可看”改写成“有人可找”。夜色里，田埂上常能看见一抹摇晃的煤油灯光，那是赤脚医生赶往病家；药箱里多半只有青霉素、碘酒和几包草药，却救回无数性命。风吹过稻浪，脚底泥水冰凉，他们依然蹚着走，这幅景象，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独特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