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72岁的周素园请辞省政府副主席，毛主席：坐在那里带头就好

1951年10月，北京的初秋已有微凉。共和国内外诸多重任缠身，政协二届全会之际，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待了一位步履蹒跚却精神矍铄的老人。老人脱下呢大衣，微躬行礼，开口便道：“请主席批准晚生请辞贵州省政府副主席一职。”毛主席笑着摆手：“周先生，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但脑子清醒，坐在那里带头就好。”

在会客室外等候的人有些吃惊。因为这位要求卸任的，正是贵州名士、辛亥元勋、曾随红军长征的周素园。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早在清末，他便是“自治学社”成员，后来追随孙中山，组织贵州起义。再到57岁那年毅然插上红军番号，同红六军团翻雪山、过草地，世人皆谓之传奇。

此刻回溯十五年前：1936年2月，红六军团进占毕节。当地豪绅惶惶遁逃，惟独周素园端坐书斋，淡然啜茶。搜缴财物的战士推门而入，满眼是《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他们惊讶地将情形禀报王震。翌日，王震与政委夏曦登门问候。周素园坦陈心迹：“研究马克思十年，相信这条道路，故不避红军。”几句交谈，彼此惺惺相惜。

红军北上抗日的号角随即吹响。贵州抗日救国军在城关小学操场宣告成立，年近花甲的周素园被推为司令员。他没有精力步行，便坐滑杆随队跋涉乌蒙山区。冰雪封山，山风割面，他仍托病体写信劝滇军孙渡按兵不动，为红军赢得宝贵休整时间。雪夜宿营时，他常握着油灯低声朗读《共产党宣言》，炭火映得老者目光愈加明亮。

1937年春，他抵延安，受到特殊照料。可双脚水肿屡治无果，他自觉“拖累组织”，请求回黔开展统战。10月6日，毛主席亲笔回信，除资助旅费三百元，还温言相劝：“只有身体稳当，工作才会更好些。”离别前，毛主席索要一份简短自传，周素园连夜执笔，还写下那句预言式的嘱托：“政权一定是你们的，但望永葆本色，勿为旧习所染。”

带着这份期许，他奔走西南。重庆、成都、昆明，龙云、邓汉祥，旧识新故，皆成他联络国共抗战的桥梁。国民党特务拘捕女婿相威胁，他仍不改初衷。外人疑惑其勇气，他淡笑一句：“信仰若浮，千钧外力也难撼。”

1949年11月，毕节解放第三天，他给北京拍去十六字短电，言辞克制，却掩不住喜悦。翌春，他被推为支前委员会主任，筹集了大量军粮骡马，配合四野西进。6月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8月出掌贵州省政府副主席。对这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老人而言，握笔多于握枪，可没人怀疑他的价值——经验、人脉、威望，都是新政权不可多得的“软力量”。

新中国百废待兴，贵州山区尤需安抚。周素园时常往返乡间，劝导土地主动交田，阐明土地法；深夜挑灯批改报告，手写批注密密麻麻。有人劝他保重，“老先生，您可以歇歇”，答曰：“兵荒马乱都熬过来了，岂能在建设时松劲。”

然而岁月不饶人。1951年国庆后，他胸闷气短加重，自诊“已难胜繁务”，遂在赴京参会时萌生请退念头。毛主席那句“坐在那里带头就好”，既是抚慰，也是信任；老人于是打消急流勇退之意，决定以余热扶助年轻干部。

1953年，贵州文史馆成立，他被推为首任馆长。一次座谈，他环顾一圈白发学人，说：“历史不是旧账，是镜子。把贵州的族谱、碑刻、民歌都搜集起来，给后来人留根。”馆员们记得，他准时出勤，批文用毛笔签注，力保史料准确。仅三年，馆藏版本翻倍，三十余万字的《黔事纪要》初稿亦告完成。

1954年春，他在省人代会上当选首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后返黔途中突感咳血，医生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并发肺炎。即便如此，他仍坚持批阅文件。1958年2月1日，晨雾未散，他静静合上最后一本《列宁选集》，弥留间叮嘱家人“把书捐给文史馆”，旋即长逝，享年七十八岁。

中央、全国人大、政协专电悼念。送别仪式上，花圈环绕，挽联写道：“万里长征同路，赤诚可鉴；一生搏击风霜，丹心长存。”旁观者感叹，这位自称“未敢求入党”的老人，用半个世纪的行动，替自己写下了永不褪色的入党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