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得知张治中生活困难，提醒江渭清：欠张将军的钱还了没

1949年春天的北平城，玉兰含苞，城墙上的弹痕还未来得及风化，街头巷尾却处处议论着一件新鲜事：随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来到北平的张治中将军，竟然没有返回南京，而是留了下来。多数人只看到这位“和平将军”日夜奔走的身影，却很少有人察觉，他和家人正为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犯难——生计。

熟悉张治中的人知道，这位曾经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早年在辛亥革命里便抡过大刀。抗战时期，他是淞沪会战正面战场的主将，后又三入延安，在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斡旋。一身风骨，许多旧部念他好，可出了南京那道城门，银元、票子、地产全成了废纸，身上就剩一只破皮箱。张家人下了飞机住北京饭店，看似风光，实则盘缠日紧。张治中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衣食所需，实告匮乏，然不忍言。”这一句，只有周恩来和毛主席听得见。

彼时中央机关百废待兴，用钱处处要花，按理说很难再分出额外经费，可周恩来还是给张将军批了每月六百元津贴。钱不多，却是一份态度。张治中却不好意思伸手，他习惯记账，能不动就不动。孩子看着父母发愁，偷偷跑去找了时任华北“看门人”傅作义借了五百元。傅作义当场递过现钞，说了句：“自家兄弟，用着先拿。”

八月十三日这天，张治中以纪念松沪抗战十二周年为名，邀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老友到北总部胡同十四号小聚。周恩来进门的第一句话是：“文白兄，住得顺手吗？”随后环顾四壁，桌上却摆着北京饭店的满汉菜谱。周恩来皱眉，半开玩笑半认真：“这顿得花不少，打哪儿省出来？”张治中笑了笑，坦言“昨儿向宜生兄借的”。屋里气氛瞬间凝住，大家互望一眼，谁都不好再说。

饭局散后，周恩来回到办公室，提笔写了一张小条：“张文白先生经济困难，拨六千元应急。”第二天，中央办公厅就把钱送去了北总部胡同。张治中在账本上记下“七月军机处六千元”，却没写一句感谢。他明白，这不是私人恩惠，而是新政权对旧友的体面。

几天后，毛主席结束会议，随手把会议记录夹在腋下，对着江渭清招了招手：“渭清，你从前借张将军那笔银元，记得吧？”江渭清哈哈一笑：“主席，记得，可还没凑齐。”毛主席停下脚步：“当初困难，他帮了我们。现在人家手头紧，该还的就得还。”一句话，说得走廊里的人都红了眼眶。谁能想到，正决胜千里的总司令，会惦记区区几千块旧银元。

这席谈话很快传到张治中耳里。他没有催账，只在日记里写道：“仁者念旧，不负昔日。”几十个字，情义已足。随后，江渭清把凑来的钱亲自送去，又添了一只小匣子，里头是湘西特产的烟叶，说是“再谢当年援手”。张治中推辞不过，挂在书房上了锁，却再没动过那份礼。

其实，照当时的物价，张治中每年能靠津贴勉强维持。可家中十二口，太太、孩子、佣人都要吃饭，家具衣物又得重新置办，稍有宴请便成入不敷出。有意思的是，他依旧保持了早年旧军人“账目分明”的习惯：哪天用过多少大米，哪次搭过哪位朋友的车，笔笔写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看了账本，摇头失笑，却更放心——“这样的人，不会乱伸手。”

除了金钱上的相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抚慰。张治中留北平伊始，难免茫然。毛主席常在府右街寓所深夜亮灯时顺道敲门，絮叨些旧事。二人偶尔追忆1937年庐山谈话，偶尔谈起延安的窑洞豆腐。张治中一次感慨：“您记得的事太多。”毛主席摆手：“朋友的账，本就该记。”短短一句，又是铁骨柔情。

1949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开幕式前夕，张治中接到通知，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清晨换上常服，胸前只别一朵小白花。老友相见，点头微笑。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是曾经的统治阶层代表，而是新中国的一名建设者。会议期间，他提出加强民族地区军政干校、推进西北交通等建议，多数被采纳。能在新的政权里找到位置，比起金钱更能解心中块垒。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并不宽裕。张治中依旧每年八月十三设宴，周恩来自然不会缺席。有年冬夜，周恩来带来一盆他亲手炒的鱼香豆腐，还说：“去年吹过牛，今天兑现。”屋里笑作一团，寒意一扫而空。席间，张治中谈到自己想写抗战回忆录，周恩来立即拍板：“写，真实地写，别怕犯忌。”不久，《西行漫记·续记》在北京东方出版社排出铅字，发行量不大，却让不少青年读到“和平将军”那段曲折心路。

令人遗憾的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张治中身体日渐衰弱。1966年春，他因心脏病住进三〇一医院。周恩来忙到深夜，也要让警卫把最新药品送去。两年后，病势恶化，毛主席从武昌发来电报，再次嘱人送上东北人参。院方档案里清楚记录，患者家属三次致谢，主席批示“不需回报，安心静养。”

1969年清明未远，张治中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九岁。灵堂布置得简洁，只悬一幅书“举世无双之义气”，落款却是“蒋澄法”——那是三十年前便许下的题字。周恩来走到挽联前站定许久，默然不语。回门厅时，他突然问工作人员：“董其武、陶峙岳到了吗？”得到否定回答后又补上一句：“赶快去请，他们得来。”

告别礼成，周恩来把张家人唤到一旁，低声说：“有难处就找丁江同志，他会想办法。”一句朴素的承诺，比任何哀悼辞都厚重。张治中的长子后来回忆，那天晚上回到家，母亲捧着总理留下的信，默默坐了半宿，一言未发。

岁月更替，许多细节湮没在档案堆里，惟独那句“欠张将军的钱还了没”如同钉子，牢牢钉在历史的门板上。它提醒后人：战火硝烟里结下的情谊，不因政权更迭而淡漠，也不因身份变化而折旧。讲信守义，原来可以是国家的风骨，更可以是个人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