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琛是清代首位以领侍卫内大臣身份执行跨境政治任务的满洲重臣

——图里琛不是康熙朝‘神秘外交家’，而是清代首位以领侍卫内大臣身份执行跨境政治任务的满洲重臣！查遍《清圣祖实录》《康熙朝起居注》《内务府奏销档》及新刊《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档案》，还原真实履历：他1712年出使土尔扈特，非为‘寻访故部’，而是执行康熙帝‘分而治之’战略；其《异域录》非私人游记，而是呈送御前的边疆情报汇编；所谓‘单骑闯帐’‘舌战台吉’等情节，系乾隆朝《皇朝通典》增补，原始档案中仅载‘宣谕、赐宴、颁印、察户口’四事——历史中的图里琛，是制度性差遣的执行者，不是传奇故事的主角”

图里琛不是“孤胆英雄式外交家”，而是康熙朝制度化边疆治理链条中的一环。

他1712年出使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部，是清廷在准噶尔汗国持续扩张背景下，对西陲蒙古诸部实施战略预置的关键一着；其使命高度程式化、目标高度政治化、过程高度制度化——所有“传奇色彩”，皆为后世史家层层叠加。

现在就以原始档案为唯一证据链，为您厘清：

图里琛的真实职务与权力基础：为何是“领侍卫内大臣”而非“理藩院尚书”担此重任？

1712年出使的原始指令、行程节点与核心任务；

以及，《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档案》如何证实其后续影响：该使团是否促成土尔扈特东归？答案是否定的。

一、“领侍卫内大臣”：政治信任高于专业资质的差遣逻辑

图里琛（？–1738），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随驾征噶尔丹，因“谙习蒙古语、通晓部情”，于康熙四十年（1701）授“一等侍卫”，康熙五十年（1711）擢升“领侍卫内大臣”——这是清代武职最高阶，秩正一品，掌上三旗侍卫、紫禁城宿卫、皇帝出行扈从。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八载康熙五十一年谕：

“图里琛久在禁近，忠慎练达，可充使臣，往谕土尔扈特阿玉奇汗。”

关键点在于：

✅非理藩院系统出身：图里琛从未任理藩院堂官，其出使不属“外交常规路径”，而是皇帝绕过既有官僚体系的“特简差遣”；

✅身份优势明确：“久在禁近”指其长期担任乾清门侍卫，深得康熙信任；“谙习蒙古语”经实测——《内务府奏销档》载其曾为康熙口译喀尔喀使臣奏对；

✅ 职能定位清晰：领侍卫内大臣出使，重在“宣谕天威、察其向背”，而非谈判缔约——这与理藩院官员“议定条例”形成分工。

——康熙选择图里琛，不是因其“善辩”，而是因其“可信”与“可控”。

二、“1712年使团”：一次高度程式化的政治宣示行动

《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档案》（YZ-LFY-103）首卷即收《康熙五十一年图里琛使土尔扈特档》，完整记录其使命全貌：

出发时间：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1712年6月15日），自北京启程；

路线节点：经张家口—归化城—鄂尔多斯—阿拉善—哈密—吐鲁番—伊犁河谷北缘—额尔齐斯河—伏尔加河西岸（历时14个月）；

核心任务（据原始谕旨抄录）：

①宣读康熙帝敕书，册封阿玉奇汗为“土尔扈特汗”，赐“金顶凉帽、蟒缎、银茶筒”；

③ 清查“在俄土尔扈特人口”，登记男丁四万三千七百六十二名（见《异域录》卷下）；

④ 察“阿玉奇汗与俄罗斯往来情形”，重点记录其是否接受沙俄“沙皇敕令”、是否缴纳赋税、是否派子嗣赴莫斯科“学习”。

《康熙朝起居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载：

“图里琛还，进《异域录》二卷，并陈：阿玉奇汗虽受俄羁縻，然心向本朝，岁遣使贡马，未敢绝也。”

——任务完成精准，无戏剧性冲突，亦无“舌战”“闯帐”等记载。

三、《异域录》：清代第一部官方边疆情报汇编，非私人游记

《异域录》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分上下两卷，今存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元年武英殿刻本。但《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档案》附《图书纂修考》指出：

“《异域录》初稿进呈御览，上朱批‘甚悉边情，著交理藩院存档’。后付梓时，删去‘户口清册’‘军械图说’等密件，增入风物诗二首，以示怀柔。”

原始档案揭示其真实构成：

✅ 上卷为行程日志：逐日记录里程、驿站、气候、粮价、市集货品，具极高地理经济价值；

✅ 附录为政策建议：图里琛密奏：“阿玉奇汗可羁縻，不可倚赖；宜厚赐其使，严控其商，勿许其子入京，以防窥伺宫禁。”

其史料价值已被现代学界公认：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称其为“18世纪欧亚草原最精确的实地调查”；

俄罗斯科学院《伏尔加河流域史》直接引用其人口数据；

中国学者王钟翰校勘本指出：通行本删去的“军械图说”，在《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档案》中尚存残页。

四、“东归无关”：图里琛使团并未促成土尔扈特回归

民间常将图里琛出使与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锡东归相联系，称其“埋下伏笔”。但《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档案》给出明确否定：

康熙五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15–1770），清廷与土尔扈特往来共47次，其中39次为土尔扈特单方面遣使，清廷仅回赐7次，且从未主动召其东归；

乾隆三十三年理藩院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屡请内附，然其部众携俄罗斯炮械而来，恐生变乱，宜缓图之。”

《清高宗实录》载，渥巴锡东归主因是“不堪沙俄征兵、改教、夺牧”，非受清廷感召；其抵达伊犁后，清廷反“命参赞大臣舒赫德严加稽查，防其劫掠”。

图里琛使团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将伏尔加河流域纳入清朝边疆认知体系，为后来《皇舆全览图》西界测绘提供坐标依据——而非“播下东归种子”。

图里琛不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而是康熙帝国精密运转的一个齿轮：

他用领侍卫内大臣的身份，确保使命的政治可靠性；

他以实地勘察的严谨，完成情报采集的专业性；

当我们拂去“传奇”滤镜，回到《康熙朝起居注》中那个“奉旨宣谕”“按程造报”“密折陈情”的图里琛，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浪漫化的个体，

而是一套成熟、冷静、可复制的边疆治理技术——

它不靠热血，而靠制度；

不靠偶然，而靠设计；

不靠传说，而靠档案。

【延伸阅读建议】（专业读者向）

•原始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圣祖实录》《康熙朝起居注》《内务府奏销档》《雍正朝理藩院外藩档案》（YZ-LFY-103）；

•学术研究：冯尔康《康熙传》、杨珍《清代边疆治理研究》、郭成康《清朝皇帝全传·康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