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开专票到非法出售专票再到虚开发票罪的思考

从虚开专票到非法出售专票再到虚开发票罪的思考

最高检、最高法关于办理涉税刑事案件的解释出台之后，虽然逐步理清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司法适用也变得慎重。总结一下就是涉及虚开专票的案件在非法出售、非法购买、逃税和虚开发票与虚开专票之间轮流转。

这种司法现状的转变确实可喜，罚当其罪再进一步。但是，还有一些不太乐观的存在，那就是涉税、涉发票类行为，无罪更难了。可以简单理解为本来无罪辩护就难，在涉税、涉发票类案件中，无罪辩护愈发难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为虚增业绩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了专票，依照解释的规定，当然不应当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但解释明确“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即便没有此规定，构成其他犯罪的，也会定罪处罚。但实践中的情况是，解释出台后，在起诉之前就会直接适用其他罪名起诉，这就让无罪辩护更举步维艰。

刑事辩护并不是为了逃避罪责，而是通过广义上的监督避免法律适用错误，避免罪刑失衡。但在个案中肯定追求无罪为最高目标。解释让关于涉税类案件和涉发票这张法网更密。

笔者认为，正是法网越织越密才会让犯罪无处遁形，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肆意转换罪名。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通报第八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百场优秀庭审”评选结果，在莫某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24）兵刑终2号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机关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审法院认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审改判虚开发票罪。

二审法院在论述虚开发票罪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的文义上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对象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罪的对象是除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之外的其他普通发票；但从实质解释的角度看，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实际上放弃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核心功能，此时虚开的发票虽然名义上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实质上是仅起到记载交易行为、收付款原始凭证的作用的‘普通发票’。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既破坏了发票管理秩序，还危害了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经营活动记录的真实性，进而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处罚性，应当以虚开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刑事辩护角度来讲，从虚开专票到虚开发票确实大幅度降低了量刑，实属难得。而且法院做了如此详尽的论述，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在解释出台后，在非法出售和非法购买被扩大适用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然也是发票，但是其毕竟不是普通发票，从罪刑法定角度理解，当然不能混同。司法不能给人“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的错误感觉。

如果仅以举重以明轻的角度解释，显然还不能对抗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虚开发票后冲抵成本，其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为了虚增业绩而开票的危害。根据法秩序相统一的原则，这种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规范。

当然，较之于之前的涉税案件来讲，二审法院的认识确实非常清晰详尽，且有很大的魄力。我们之前办理的案件中有转为非法出售的，也有依旧按照虚开处理的。虽然有几个案件从量刑结果上看，有的非常可观，但是罪名并未变更。

总结一句：从虚开专票到非法出售再到虚开发票的变化，是法律规范明晰的结果，更是司法温度的体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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