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若迁都，历史必改写

这是一六四四年四月的事儿，此时的大明都城已经变了天。

李自成的大军进了城，还顺手抓到了那个才十六岁的皇太子朱慈烺。

这孩子倒是硬气，被抓后没求饶，只跟李自成提了三件事：别动我祖宗的坟，按礼制安葬我爹妈，别杀老百姓。

李自成听了直摇头，压根不信。

谁知到了第二天，那一千三百多个明朝官员，真的全跑来投降了。

瞅着这一大片跪在地上的前朝重臣，李自成心里那个滋味，真是没法说。

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这帮人，还在朝堂上唾沫横飞，嘴里喊着为了“江山社稷”，死活拦着崇祯帝往南边搬家。

那会儿，一个个演得跟视死如归的烈士似的。

可真到了改换门庭的节骨眼，这帮所谓的“忠臣”，膝盖软得比谁都快。

这事儿不仅讽刺，简直是个巨大的逻辑黑洞：既然大伙儿都不想死，那当初无论是当皇帝的还是当大臣的，咋就眼睁睁看着南迁这条唯一的活路，被咱们自己人给堵死了呢？

说到底，这哪是什么天命，分明是一笔谁都没算明白的糊涂账。

把日历翻回到崇祯十七年年初。

那会儿局势已经明摆着了：北京城肯定守不住。

这不光是打仗的事儿，关键是兜里没钱。

当时，崇祯把老将吴襄叫来摸底，问他守城到底得要多少人、多少银子。

吴襄也是个实在人，没藏着掖着：我手底下名义上有三万兵，但这年头吃空饷的多了，真能拉出去打硬仗的，也就三千。

崇祯赶紧问：那要是练兵守城，得花多少？

吴襄报了个实在数：“一百万两。”

崇祯一听，差点背过气去。

那时候国库里哪怕把耗子洞都掏干净，也就剩下七万两。

这点钱，别说发一百万的军饷，就是给城墙补个窟窿都不够。

其实翻翻《流寇志》和《国榷》就知道，崇祯那是真穷，穷得叮当响。

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外头满清虎视眈眈，家里李自成的大军眼看就到门口。

这时候，脑子正常点的决策只有一个：跑。

大明朝是有退路的。

南京那边有一套现成的领导班子，六部九卿啥都不缺，江南又是产钱产粮的好地方。

只要崇祯能把屁股挪到南京，哪怕丢了半壁江山，起码能学学南宋赵构，再给大明朝续命个百八十年。

这道理，崇祯心里跟明镜似的，大臣们心里也门儿清。

早在崇祯十六年，崇祯就私下跟首辅周延儒通过气，琢磨过南迁的事。

连后宫的周皇后都在旁边吹枕边风：“咱在南京还有个家呢。”

意思就是赶紧搬吧。

既然上上下下都有这心思，咋就死活挪不动窝呢？

原因很简单：谁都不想背那口黑锅。

这就得说说大明官场那个扭曲到极点的算盘了。

在大臣们看来，这笔账是这么算的：

我要是死守北京，赢了那是大伙儿的功劳；输了呢，大不了换个老板接着干。

李自成来了也得用读书人不是？

可要是建议南迁，那风险就海了去了。

头一个就是名声。

当年土木堡之变，有个叫徐有贞的提议南迁，结果被骂了几百年的“奸臣”。

谁乐意当第二个徐有贞？

再一个就是实打实的利益。

京官们的家当、豪宅、好地，全在北京这片儿。

这一搬家，带不走的那些不动产全得打水漂。

到了南京，他们就是一帮没根基的外地佬，还得跟江南本地的官僚帮派抢饭碗。

于是，大臣们达成了一个默契：打死也不主动提南迁。

换到崇祯这儿，账又是另一种算法。

他是皇上，守土有责。

要是自己张嘴说“我要跑”，那就是把祖宗基业给丢了，死后哪有脸去见列祖列宗？

他在等。

等大臣们哭着喊着跪在地上求他：“皇上啊，为了天下苍生，您可得移驾南京啊！”

只要这帮人先张嘴，那就是“顺应民意”，这锅就甩出去了。

结果，朝堂上就上演了一出极其荒唐的大戏：

皇上拼命暗示“这地儿太危险，我想动动”，大臣们却在那儿装傻充愣“皇上洪福齐天，北京城固若金汤”。

这潭死水在崇祯十七年初，被一个小石子激起了一点浪花。

有个叫李明睿的小官——官职是个左中允，大概也就六品的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冒死写了封信，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皇上，赶紧走吧，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崇祯一听，激动坏了。

他甚至把身边人都赶走，私下接见了这个小官，连逃跑路线都规划好了：走山东，过淮安，二十天就能到南京。

可偏偏崇祯那个老毛病又犯了：不敢拍板。

他对李明睿说：“这事我早想干了，可没人支持啊。

我要是提出来，那帮大臣反对咋办？”

他又把皮球踢回了朝堂，指望通过“公开讨论”来定这事儿。

结果不出所料，利益集团立马炸了锅。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头一个跳出来，指着李明睿的鼻子骂：你这是妖言惑众！

不杀这小子，不足以平民愤！

光时亨嘴上说得好听：“只要皇上死守京城，天底下的救兵肯定会来！”

这话听着让人热血沸腾，其实全是忽悠。

各地的救兵早就指挥不动了。

山东总兵刘泽清装病不来，宁远总兵吴三桂还在路上磨洋工。

崇祯气得直哆嗦，反问大臣：怎么李明睿提个建议就是邪说，光时亨拦着大计就没人管呢？

内阁首辅陈演，这时候本该站出来拿个主意。

但他选择了当缩头乌龟，每次崇祯看他，他就回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气得崇祯一脚就把椅子给踹翻了。

眼瞅着皇上亲自南迁的路堵死了，有人出了个折中的招儿：

皇上留在北京守着，让太子去南京监国。

这算是当时唯一能行的“双保险”了。

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学学当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老黄历，让太子去号召南方的力量抗敌。

哪怕北京真丢了，大明的招牌还在，太子在南京还能组织反攻。

但这一下，正好戳中了崇祯心里最阴暗的那块地方——权力。

这时候，那个搅屎棍光时亨又说了一句毒到家的话：“太子要是去了南方，那帮大臣想干嘛？

难道想学唐肃宗灵武那档子事吗？”

这话像把刀子，精准地扎在了崇祯的心窝子上。

要知道，唐肃宗那是搞政变，直接把他爹唐玄宗尊为太上皇，自己抢了班。

崇祯这人掌控欲极强，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杀了两个首辅、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

他对臣下的猜忌早就刻进了骨头里。

要是太子去了南京，真被人拥立当了皇帝，自己这个还在北京苦战的老爹算啥？

退休老干部？

在“亡国”和“失权”之间，崇祯竟然犹豫了。

二月二十八日，崇祯最后拍了板：不行。

理由是“太子太小，不懂事”。

就这样，大明王朝最后的救生艇，被皇权亲手给凿沉了。

三月中旬，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堵到了家门口。

崇祯这会儿才彻底慌了神，找来当初支持南迁的驸马巩永固，问：“你之前说能招几万义兵护送我走，现在还能办到不？”

巩永固苦笑着摇摇头：“这时候哪还来得及啊。”

崇祯还不死心：“那你们带着家丁护送我走呢？”

巩永固说了句大实话：“我们都是老实本分人，哪敢私底下养家丁啊。”

所有的路，全断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

临死前他在蓝色袍子上写下遗诏：“我死了，没脸见地下的祖宗，我自己摘了帽子，用头发盖着脸。

任凭贼人把我的尸体大卸八块，但千万别伤了百姓一个人。”

他确实做到了“君王死社稷”，死得挺壮烈，保全了名节。

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就像历史学者魏斐德分析的那样，崇祯的“不走”，实际上是给清朝送了一份大礼包。

因为皇上和中央政府集体“殉葬”，导致明朝在南方的半壁江山瞬间没了主心骨。

后来的南明政权，福王、唐王、桂王轮流登场，谁也不服谁，内斗把那点抗清力量全耗光了。

要是崇祯当时跑成了，哪怕是太子跑成了，靠着江南的钱袋子和南京的行政班底，建一个统一指挥的南明政权，历史的走向说不定就完全不一样了。

最讽刺的结局来了。

李自成进京后，那些当初为了保住家产、死活拦着南迁的“留守派”大臣们，终于尝到了苦果。

大顺军的大将刘宗敏做了几千副夹棍，专门用来伺候这帮官老爷。

不管你是当初慷慨激昂的光时亨，还是装傻充愣的陈演，全被抓起来严刑拷打，逼着交出家产。

那些他们舍不得扔下的良田豪宅、金银财宝，到头来不仅没保住，反而成了催命符。

当初他们为了私利，赌皇上不敢走。

结果皇上真的没走，带着大明王朝和他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一块儿玩完了。

这笔账，算到最后，谁也没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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