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的外婆80岁寿辰，寿宴上老太太对岸英说：我还欠别人一笔钱

1950年5月24日清晨，长沙城南的老宅前突然热闹起来。邻里听说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要回来给外婆祝八十寿辰，纷纷赶来守在门口，只为看他一眼。院子里爆竹声未散，风把红纸碎屑吹得到处都是，空气里满是硝香。毛岸英翻身下吉普车，手里紧攥着父亲亲笔的三封信，步子虽快，却刻意压低声势，不许警卫鸣笛，不许张扬排场。

这趟归乡的任务很清晰。第一，替父亲问候外婆向振熙；第二，悄悄把两百元稿费折成方块，作为寿礼；第三，到韶山冲了解土地改革的实际困难。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叮嘱：绝不能让人觉得“毛家子弟高人一等”，否则回京再算。

门刚推开，向振熙已经迎到石阶。老人目光还有年轻时的坚定，身体却挺不直了。两人相对，话未出口，先红了眼，泪水挂在皱纹间，像久旱后的雨珠。毛岸英轻声喊：“外婆，我回来了。”声音不大，院内却瞬间安静，只剩蝉鸣。

几位长辈招呼他坐下，杨开智端来热茶。茶香冒着白雾，仿佛要把二十多年光阴一并蒸散。席间，毛岸英从怀里抽出父亲信件：一封写给外婆，一封给舅舅，还有一封要转交湖南省委。信纸微黄，字迹遒劲，抄录了医嘱、问候，也有一句不容商量的话——“莫替我摆排场”。

这一刻，亲友才想起，毛泽东与杨家旧情深厚的渊源并非今日才起。当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办“文化书社”手头拮据，是向振熙拿出亡夫杨昌济的丧葬费相助，还外借一百元周转。那笔债，从1920年拖到1950年，没有人再提，连毛泽东自己也遗忘。老太太却记得。正因如此，下一日寿宴上才出现那句让毛岸英怔住的话。

5月25日正午，八仙桌摆满家常菜，寿桃与糍粑垒得小山一般。毛岸英举杯致意：“父亲祝您福如东海。”向振熙微笑答谢，旋即压低声音：“岸英，替我转告你父亲，我还欠人家一百块，要还的。”短短一句，木椅上的青年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陪坐的乡亲也面面相觑。谁会想到，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最放不下的竟是三十年前的债？

当晚，毛岸英找来随行干部商量。手上这笔稿费本要用来接济韶山冲贫困乡亲，若抽走一百元，就难以铺开后续慰问。几番权衡，他向省委借款垫付，并留下字据。三日后，毛泽东得知原委，立即电告王首道，亲自寄回一百元，又在信里附言：“家事当自了，群众事不可缓。”字字有力。

长沙之行不止于家门。毛岸英马不停蹄赶到韶山冲，挎包里装着《共同纲领》小册子，向乡亲说明国家即将展开的土改政策。田埂边，他蹲下身听一位老农抱怨贷种难借，随即掏出为数不多的现款替对方解燃眉。官兵穿草鞋，走村入户，一连数日，群众才知道这年轻干部竟是主席儿子。议论声起，他笑答：“都是种田人，谁高一寸呢？”

就在湖南百姓口口相传“主席好儿子”时，朝鲜半岛战云密布。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毛岸英主动请缨，11月25日清晨，在平安南道大榆洞阵地牺牲，年仅28岁。噩耗传回长沙，向振熙握着黑白照片，久久无言，眸中泪水再次涌出。知情者说，她只是轻轻念了两遍“好孩子”，便再没多话。

1951年初，毛岸青按父亲嘱托返湘探望。兄长不在，他把外婆手抚到胸前。老人忍着悲痛开口：“你哥有勇气，没白养。”这一年，新中国实行统一工资制。毛泽东每月薪金404元，再加偶得稿费数百，除家庭必须开销外，多数寄往湖南。老人回信从不多言，唯有一句常出现：“身体尚好，请勿挂怀。”

政府档案显示，1950—1962年间，毛泽东先后23次以个人名义寄款、赠书、托人问候。数额不算巨大，却年年不断。凡此细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档案解封才为外界所知。

1962年11月，向振熙病逝，享年92岁。噩耗传至中南海，当晚秘书抄记，毛泽东停笔良久，挥手示意别说话。翌晨，他签发唁电，汇去安葬费500元，并嘱咐：“与开慧同穴。”杨家人打开信封，看到“我亲爱的夫人”六字，沉默片刻，泪落纸上。

长沙西郊，青松掩映的墓地里，两座墓碑静静并列。一块刻“杨开慧”，一块刻“向振熙”。碑前常能见到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或献上白菊，或默立数分钟。老太太遗愿实现，旧债还清，家国情分就此落成注脚。

至此再回想1950年的寿宴，只一句“我还欠别人一笔钱”，却映出一条自新文化运动延伸到共和国初年的情义长线：先是岳母伸手相助青年毛泽东，后是国家领袖偿还岳母心愿。家事、国事，交织在薄薄信笺与百元旧币之间，虽是凡人礼数，却见人格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