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一名国军少将的遗孀找到上海市长，声称：我丈夫是红色特工

1965年12月的一个阴雨清晨，上海市府大门口多了一位头发花白的妇人。她抱着一只磨损严重的硬皮笔记本，站在寒风里一连守了三天。门口的卫士劝她回去休息，她摇头，只说一句话：“我要见曹市长，我丈夫是咱们党的地下人。”寥寥数语，震住了在场所有人，也由此揭开了一段尘封多年的隐秘往事。

曹荻秋收到报告后，当即决定接见。房门关上，妇人双手奉上那本斑驳的日记。市长翻到第一页，墨迹虽已斑驳，却还能辨出端正的小楷：“此身若为尘土，愿洒向人民。”落款，周镐。一位早被列入“军统叛将”名单的名字，再次跃入视野。

回到1924年，湖北罗田的清贫山村尚未迎来电灯，十四岁的周镐挑着干粮，只身赴武汉考学。他的同窗回忆这位瘦高个少年时，说他“书本不离手，嘴里常念‘强国救民’”。三年后，他如愿进入黄埔军校，却因公开批评校长对蒋介石的盲目信从，被当作“异类”勒令退学。有人感慨他太锋芒毕露，他却淡淡回答：“人活一世，总得有点骨头。”

被逐出校门后，他投身十九路军，在凇沪前线挨过硝烟，也亲历1933年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他被扣上“通共”莫须有罪名，送进监狱。巧合的是，负责审讯的竟是昔日同窗，此人一句“想活命就入复兴社”，让周镐的人生急转弯——他成了军统特工。

1935年至1942年，周镐在军统如日中天：武汉站、广东站、重庆督察室，一路官至少将。戴笠赏识他的机警，也忌惮他的心事太多；组织里的同僚却常嘀咕，嫌他“书生气重”。事实是，周镐在刀尖上跳舞，内心却早已疲惫。一次醉酒，他自嘲“军统是蒋家的罗网，捞到的是国人的血”。

1943年，他被悄悄派往南京汪伪政府打前站。任务密令只有蒋介石与戴笠知情。进城第一日，周镐就遇见了同乡徐楚光。这位表面上做药材生意的汉子，其实是南京地下党联络员。两人以“黄州鱼面”作暗号，渐渐交换信息。周镐第一次亲眼见到共产党员的舍生取义，被触动不小。夜谈中，他问：“真有那么一天，老百姓能翻身？”徐只回一句：“事在人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周镐奉命接管南京。短短数周，他抓捕汉奸数百，没等立功记奖，却被军统以“擅自行动”软禁。那一年他三十五岁，才明白自己只是蒋介石手里的弃子。1946年3月戴笠坠机，军统乱成麻团，他借机越狱，逃到上海，身上只有一块破怀表与两封未寄出的家书。

同年秋，徐楚光在法租界见到他，递上一支香烟，说：“与其被当枪使，不如自己选边站。”周镐沉默许久，点头成为特别党员。他与妻子吴亚雪早有“假婚”掩护，索性将夫妻档全部投向地下战线。此后一年，他先后拿下两桩策反大案：一是孙良诚，二是刘汝明。前者意志飘摇，被一句“阳光大道”打动；后者则因利益权衡，始终犹豫。

1947年郑州失守，毛人凤抓到一名落单的交通员，线索直指周镐。审讯室灯火通宵，一份名单成了刽子手的催命符。徐楚光被捕后咬紧牙关，未供出一句。周镐靠吴亚雪重金疏通侥幸脱险，却也明白大网正在收紧。那年冬天，江淮一线的风像刀子，革命者的时间比子弹还宝贵。

同年底，他再次赴前线劝孙良诚起义。对方仓皇之际拍桌子怒骂黄百韬“拿兄弟当炮灰”，周镐顺势递话：“生路只有一条，别再犹豫。”孙点头投诚，我军省下数日苦战。可是，人心如水，说变就变。12月21日，刘汝明邀他过淮河“细谈”，周镐相信了。船到中流，他被一队便衣围住，铐上铁链，直接押解南京。

行刑当天，毛人凤冷眼旁观。周镐沿着青砖路向前，回头淡淡交代：“打准点，别歪。”枪声过后，地下交通站却空前活跃——他的牺牲换来更多人的觉悟。只是军方封锁消息，烈士的名字长眠档案二十载。

故事回到1965年。曹荻秋合上日记，久久无语。夜色中，他让人赶写报告。12月下旬，组织正式批复：周镐同志，革命烈士。补发抚恤、安排子女、交回那块旧怀表，一切程序齐全，却抵不上家属一句“总算有个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周镐的遗物仅有三件：笔记本、怀表、还有一枚黄埔校徽。校徽背面刻着八个小字：“牺牲奋斗，忠诚为国”。命运兜兜转转，最终还是把这位“叛将”送回人民的队伍里。

时隔多年，这段陈年秘辛被翻开，人们才看见那个风雨浪头里的身影：当年他在军统里运筹帷幄，却把最珍贵的信任投向了人民。生如疾风，逝若流星，留下的并非传奇，而是一条用鲜血开辟的隐秘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