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副总理，任副国级长达34年，一门三杰，长子官至副国级

1954年9月，在北京饭店的一间会议室里，刚从内蒙古赶来的乌兰夫接过周恩来递来的文件，略显黝黑的脸上浮现罕见的笑意。“边疆事务要靠你多操心。”周恩来轻声叮嘱。谁也没料到，这位草原汉子此后将连续三十四年稳坐副国级席位，与共和国的每一次跨越同频共振。

消息传回呼和浩特，许多老牧民拍着手说：“咱们自己的好巴图鲁，当上国家大官啦！”从游牧少年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履历看似传奇，却步步踩在时代的暗礁上。翻开履历表，1906年冬天是起点，那年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被大雪包裹，一声啼哭把乌云般的天空划开了口子，这个男孩被族人取名“云泽尔”，后来才改叫乌兰夫，意为“红色的儿子”。

父母只是普通牧民，本想让他握鞭驱羊。但祖父坚持“识字才能走出草原”，4岁便把他送进私塾。私塾不教蒙古文，满墙的汉字令他犯难，可小家伙死磕到底，不到半年就能朗朗背诵《千字文》。

1919年，他考进土默特高等小学。那会儿同学们踢毽子玩弹弓，他却抱着《古文观止》不撒手，因沉默寡言被绰号“书包”。三年后，他又闯进北京蒙藏学校。京城新思潮汹涌，各种社团传单像秋叶漫天，而他真正的精神导师是李大钊。李大钊拍拍他的肩说：“年轻人，要把草原同世界连起来。”

那句话像火星点燃了干草。他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翻译《共产党宣言》，夜里在油灯下誊写蒙古文宣传单。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为中共党员，并与多松年、奎壁等创办《蒙古农民》周刊，号召牧民“土地归自己，牲畜归自己”。

同年10月，党组织决定送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初到异国，他连俄语字母都分不清，课堂笔记只能画圈记号。自尊心让他天天泡在图书馆，一年后俄语口音已接近本土学生。毕业时，校方破例留下他做翻译，他却婉拒，回到草原。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铁蹄逼近关外。乌兰夫受命潜入归绥，策反蒙古骑兵保安队。刺骨寒夜里，他摸到营地外低声招呼老同学白海风：“老兄，别做亡国奴，跟咱走！”几个月后，一支数百人的抗日骑兵支队在绥远草原升起红旗。

1945年抗战胜利，他着手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明确提出“民族自治、兄弟民族一家”。1947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王爷庙诞生，乌兰夫被推举为主席。比全国解放还早两年，边疆稳定得以提前打好基础。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他率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阻击傅作义，配合东北野战军，占领张家口、包头，保证了北线大后方无虞。1949年10月，他带着蒙古族代表团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一刻草原的风仿佛也吹进了首都。

1955年授衔，毛泽东原本打算让所有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免予授衔，但中央一致同意给乌兰夫配一颗“上将星”。原因很简单，内蒙古特殊，边疆稳则全国安。授衔那天，他身披勋章，却把目光投向身后站队的少数民族士兵，“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光。”

自1954年起，他在国务院分管民族事务、农垦、水利。大礼堂里，他操着带蒙古味的普通话汇报：“牧区水草好坏，直接关系几百万头牲畜的存亡。”字句不多，却句句敲在要害。改革开放后，他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依旧位列副国级，直至1988年去世。三十四年间，大风大浪不少，他始终安然。有人说这是运气，更有说法是“草原人的韧劲”。

家庭教育同样讲究。长子布赫1944年在延安入党，建国后回到内蒙古，先后任自治区主席、党委书记，1993年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与父亲一样坐到副国级；长女云曙碧出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三子乌杰在国务院港澳办任职多年；二子乌可力走科研路线，研制“人造天河”高喷灌溉设备；孙女布小林则在2016年至2021年担任自治区主席，一门三杰，草原薪火不断。

外界常把乌兰夫的成功归结为“民族牌”，其实更核心的是把握大势与脚踏实地并行。早在自治政府成立之初，他就提出“汉蒙一家”，此后对外界所有挑拨民族关系的言论都记在小本上，随时批驳。一次会上有人说草原“生产落后”，他反问：“你见过马背上的电报机吗？”满堂皆笑，尴尬烟消云散。

遗憾的是，晚年他曾自责“没把水利事情做透”，因为黄河凌汛仍困扰着河套平原。他留下的报告至今仍被水利专家反复研读。一位学者感慨：“他把民族工作和农牧业放在一起考虑，这是大智慧。”

1988年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身着深色中山装的乌兰夫离开人民大会堂，拄杖回首，暮春的夕阳把他背影拉得很长。四个月后，这位“红色草原雄鹰”病逝北京，享年八十二岁。新闻播出那天，呼和浩特的牧民自发来到昭君博物院，把写着蒙古文悼词的白哈达挂满松柏——这份记忆已超越职务与军衔，镌入民族与共和国共同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