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设宴毒杀八日高官，二十八年后日首相来华寻访

1972年9月，那个秋天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非同寻常。

就在两国试图握手言和、恢复邦交的谈判间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突然给中方接待人员抛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他想打听一个中国人的下落。

此人名叫郭绍绪。

堂堂一国首相，为何对一个中国民间人物如此上心？

理由听起来挺荒诞：一来，这姓郭的当年把田中角荣的一个远房亲戚送上了西天；二来，田中角荣觉得这人身上有股子“传奇味儿”，特别想见上一面。

中方工作人员赶紧去查了底细，回来后的答复却让田中失望了：人早就没了，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丢了性命。

虽说田中角荣想见真人的愿望落了空，但他口中那个连日本首相都挂念的“传奇故事”，确实值得咱们把时光倒回去，细细说道说道。

尤其是他在1944年干的那件“糊涂事”。

因为那个决定，他一度成了家乡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背着“汉奸”的骂名抬不起头。

把日历翻回到1944年。

那会儿的河南伊川县，活跃着一帮“野路子”队伍。

领头的正是郭绍绪。

这帮人号称“抗日自卫团”，大概五六百号弟兄，手里烧火棍是抢来的，干的活儿却是最让日本人头疼的——也不正面对抗，专门躲在暗处放冷枪、搞偷袭。

当时负责这一片的日军139联队第三大队长，是个叫大内义弘的家伙。

提起郭绍绪，他就像嗓子里卡了根鱼刺，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难受得很。

咋整？

大内义弘琢磨半天，出了一张怪牌：写信劝降。

这封信的内容要是细琢磨，其实全是那个大队长的“算盘”。

按常理，皇军打土匪，那是大炮打蚊子，直接轰就是了。

可大内义弘偏偏在信里玩起了“攻心计”：

头一条，国民党的正规军早就跑得没影了，你们这点人马还能翻天？

第二条，皇军的大队人马眨眼就到，到时候你们就是瓮中之鳖；第三条，只要你肯低头，这一片儿的“保安司令”就是你的。

捏着这封信，郭绍绪把自己关在屋里，眼珠子瞪着窗外的月亮，整整熬了一宿。

他在心里盘算一笔账。

摆在面前的路就两条，窄得很。

头一条路，硬顶。

带着这几百个弟兄跟武装到牙齿的鬼子拼命。

名声是保住了，那是真英雄。

可结局呢？

不用算命都知道，肯定是全军覆没，也就是大内义弘信里恐吓的“死啦死啦”。

第二条路，低头。

这脊梁骨一旦弯下去，那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

换个爱惜名声的人，肯定咬碎牙也选第一条。

大不了一死，清白留人间。

可谁也没想到，郭绍绪选了第二条。

转过天来，太阳刚冒头，大内义弘还在被窝里，就听说郭绍绪上门了。

那场面说起来讽刺得很：郭绍绪左手拎鸡，右手提鸭，后背还背着两坛好酒，满脸堆笑地跨进了鬼子的兵营。

他见了大内义弘，腰弯得像只大虾米：“太君，以前是我眼瞎，往后我就跟着您混饭吃了。”

为了表忠心，他转头就把那支让日本人头疼的队伍给散了，甚至在鬼子下乡祸害百姓的时候，他还跑到村里去劝大伙“千万别动手”。

那一阵子，伊川县的老少爷们恨不得生吞了郭绍绪。

在大伙眼里，这货不光是个没骨头的软蛋，还是个把乡亲们往火坑里推的“二鬼子”。

这事闹得太大，连中共冀鲁豫区委都坐不住了，派了专人找到郭绍绪，把话撂得明明白白：你要是再这么不知好歹，我们锄奸队可就不客气了。

直到这会儿，郭绍绪才对找上门的共产党联络员交了实底。

他为啥非要背这个“汉奸”的黑锅？

因为他心里那笔账，才刚算了个开头。

硬碰硬那是拿鸡蛋碰石头。

想要赢，就得把鬼子的脑袋给砍下来。

想砍脑袋，就得先靠近那个大内义弘。

想靠近那个鬼子头，除了演这出“苦肉计”，根本没别的招。

他这是拿自己的一世英名，做了一个天大的局。

1944年8月25日，收网的时候到了。

这一天，郭绍绪在自己的地盘张灯结彩，摆起了酒席。

借口那是相当好听：庆祝皇军前几天的扫荡“大丰收”。

大内义弘虽然狂得没边，但也不是傻子。

为了保命，他把整个指挥班子都给拉来了：第11中队长、机枪中队长、还有什么副官、军医、会计、曹长、翻译，一共凑了8个脑袋。

这8个人，基本上就是日军在当地所有的脑细胞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郭绍绪使出了他在江湖上混了半辈子的本事——拍马屁。

他挨个敬酒，把这8个鬼子哄得云里雾里，分不清东南西北。

鬼子们喝多了，丑态百出，一个个又是唱又是跳，热得满头大汗。

郭绍绪眼皮一抬，看准了火候，让手下端来一盆水，顺手递过去几条热腾腾的毛巾。

就在大内义弘把热毛巾往脸上一捂、眼睛被挡住的那一刹那，郭绍绪冲着身边的贴身保镖递了个眼色。

三个人几乎同时把枪掏了出来。

“砰！

砰！

砰！”

也就喘口气的功夫，8个日本军官，全都去见了阎王。

刚才还吆五喝六的酒桌，眨眼间成了屠宰场。

这才是郭绍绪那笔账算出来的最后得数：用几天的骂名，换掉了日军一整个指挥部。

这时候肯定有人纳闷：这个郭绍绪，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这还得从他的老底说起。

他可不是军校里教出来的书生，而是个苦水里泡大的野孩子。

1903年出生，才12岁，唯一的依靠爷爷就被仇人害了，家也被抢光，只能流落街头讨饭吃。

为了活命，他钻过军阀部队“镇嵩军”的大营，干过打家劫舍的买卖。

后来摇身一变，又给国民党第二军军长王凌云当过副官。

可以说，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子“匪气”和“江湖气”。

这种人打仗，不讲究什么兵法，只讲究管不管用。

回想1944年那会儿，国民党正规军是个啥德行？

鬼子一来，那个叫王凌云的军长跑得比兔子还快，自己不敢回老家接老婆孩子，反倒把郭绍绪推出去当挡箭牌。

郭绍绪跑回老家一瞅，邻居大爷倒在血泊里，鬼子提着抢来的粮食笑得那个欢。

就在那一刻，他对所谓的“正规军”彻底寒了心。

他没管军长的家眷，而是自己拉起杆子单干了。

正是这种在泥坑里打滚的经历，让他明白一个死理：跟日本人斗，光有一腔热血那是送死，得动脑子，有时候还得比流氓更流氓。

宰了大内义弘之后，郭绍绪并没有脚底抹油。

他把那一身“保安司令”的皮一扒，又变回了“自卫团团长”。

之前被遣散的弟兄们一听说这是个局，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立马归队。

郭绍绪心里明镜似的，杀了人家8个当官的，日本人能咽下这口气才怪。

果不其然，第二天，1300多号日伪军像疯狗一样扑向了葛寨南边的牛山。

这时候，之前那个“斩首行动”的效果就出来了。

因为带头的大内义弘和那一帮指挥官都死绝了，日军虽然人多，但那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乱哄哄的一团糟。

郭绍绪带着几百号弟兄，在牛山挖坑道、修掩体。

硬是靠着那几条破枪，顶住了鬼子十几次冲锋，足足扛了三天，干掉了210多个鬼子。

要是当初郭绍绪没玩这出“诈降”，而是愣头青一样硬拼，别说三天，恐怕连三个钟头都坚持不下来。

这就是郭绍绪干的事儿。

后来，这段“酒桌上干掉8个鬼子军官”的传奇，甚至被日本人写进了他们的《战时丛书》里。

这也难怪二十多年后，田中角荣会对他念念不忘。

如今回头看郭绍绪这个人，他肯定算不上什么道德模范。

他出身草莽，混过国民党，顶过“汉奸”的帽子，为了骗取日本人的信任，也确实干过让人戳脊梁骨的事。

但在那个乱世，黑与白的界限哪有那么清楚。

如果他死抱着名声不放，不去当那个“二鬼子”，那8个日本军官现在还好端端地活着，指挥着鬼子兵去杀更多的中国人。

他心里有两本账。

一本是面子，一本是里子。

为了里子，他把面子撕得粉碎，踩在泥地里。

这种人，也许不完美。

但当国家大义摆在面前的时候，他用一种最极端的法子，证明了自己的血性。

值不值？

去看看牛山脚下那210具侵略者的尸体。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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