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胡耀邦找宋任穷谈话：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长，别犹豫了

1978年12月下旬的夜色已经上了北京城，紫禁城角楼的灯光把护城河映得摇曳生辉。那天晚上，63岁的胡耀邦快步穿过西长安街边的一道侧门，进了国务院小礼堂一间并不起眼的会客室。那里，70岁的宋任穷正等着他。两位从井冈山年代就彼此熟识的老战友这一回要聊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中共中央组织部，急需一个新“掌门人”。

胡耀邦开门见山：“老宋，组织部的担子该你挑了，别犹豫。”一句话，说得干净利落。宋任穷愣了一下。此刻的他仍是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哪里想到忽然就要挪位子？对面，胡耀邦笑着补了一句：“中央的决定，明天就公布，你准备一下。”

宋任穷是聪明人，却也难免迟疑：“我七十岁了，比不得你们年轻人。”胡耀邦摆摆手：“党的家底，你再熟悉不过。现在干部政策千头万绪，需要你这样的老政治工作者压阵。”冰冷冬夜里，两位老人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敲定：宋任穷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三天后，也就是12月27日，宋任穷走进位于府右街的中组部大楼。迎接会上，他爽朗地说：“论年纪，我已过古稀；论本事，未必有黄忠那股锐气，可咱们可以靠集体智慧，把这摊事挑起来。”下面一片掌声，可众人心里都明白，眼前这位身形略显单薄的上将，拿的却是最棘手的差事——拨乱反正、平冤纠错、干部新老交替，桩桩件件都得落到实处。

灾后收尾，数据往往比口号更直观。那时仅中央管理的干部就有两百三十万人等着复查，卷宗堆成墙，一桩桩、一件件，夹杂着命运的辙印。中组部档案处后来统计：短短两年，部里收进各类材料17 000多卷、近四十万件，涉及六百多人。文件里的每一页纸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十数年的命运悬置。宋任穷在第一次部务会上只说了两句话：“全错的要全部纠正，半错的就改一半；不错的，谁也别碰。”听似朴实，却给了全体干部一杆衡量的尺子。

年事已高，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却像上紧了弦。每天清晨八点准时进办公室，茶水一盖就丢在一旁，晚上十点过后才有人看见他拄着手杖走出灯火通明的大楼。一次高烧到三十九度，他仍坚持审阅材料，秘书劝他休息，他反问：“我瘫下去，案卷谁看？”这一句话让屋里瞬间安静。中组部食堂师傅后来回忆，那几年楼里“灯从不熄”，大家戏言组织部成了“永不打烊的兵站”。

有意思的是，宋任穷并不拘泥于旧有程序。面对源源不断的新材料，他提出“先用后审”——先行安排那些已基本弄清底细的老同志到合适岗位，复查结论随后完善。一些人担心日后若有差池难以收场，他却摆手：“把好人晾着才失策，先让他们干活，结论跟上就行。”事实证明，这招极见效。1979至1980年，仅中组部直接核定并报中央批复的干部就有四百四十五人，其中包含彭真、陆定一、谭震林等重量级人物。政治空气明显回暖，许多机关干部私下感叹：压在胸口的石头，终于挪开了。

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那通电话，更是把“卸山石”的节奏再往前推了一把。“老宋，部队这边的老同志还堵在审查环节，你们手头忙得过来吗？”电话那头的声音略带焦急。宋任穷想了想：“交给总政复核，你来把关；我这边审批。兵归兵、政归政，互相配合，走得快。”方案报中央，得到首肯。很快，军内材料同步转移、并线处理；随后，全国各口、各部委纷纷仿效。到1982年底，大规模平反工作基本收官——不止对230万名干部完成复查，还对120多万份历史结论作了修订。

正当“拨乱”任务行将收束，更艰巨的“反正”问题摆到桌面：干部队伍老化严重。粗略一算，中央管理的厅局级以上正副职里，六成年龄超过六十岁，部委班子动辄十几人，省部级领导里有的已高龄七十五。整治之难，可想而知。

“让队伍恢复活力，必须让年轻人挑担子。”邓小平、陈云与组织线多次碰头，指导思想被概括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八个字。宋任穷心里明白：放下拨乱反正的卷宗，只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是寻找合格接班人。

1980年初春，来自中组部的十支考察小分队悄然散向二十多个省市。选人标准定得很死：五十岁以下，大专、中专以上学历，或者在关键岗位上实践能力突出者。第一轮名单上报后，老人家们拿起放大镜一看：平均年龄依旧偏高，文化偏低。邓小平当场指出：“思路还没翻篇。”这话传回中组部，气氛低沉，宋任穷却没急着埋怨，而是连夜召开碰头会研究改进。

半年后，第二份名单上桌：四十五岁以下、学历达标的候选人明显增多；同时列出省、市、地、县四级“后备库”人数与培养方案，哪一级缺人，一目了然。中央领导对此拍板同意，要求尽快实施。198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三百四十八名中央委员中有两百一十一人首次入选，其中六十岁以下占三分之二。会场外，记者们发现秘书处张榜的名单里，出现不少三十多岁的新脸孔，这就是“四化”方针的最直接成果。

对外推新人选，对内更要安抚老同志。宋任穷在中央党校一次座谈提到，“老同志是宝藏，不是包袱。”他的湖南口音里带着湘乡腔，掷地有声。为了让这句话落到实处，他把春节走医院、看望离休干部定为“组工传统”，自己带头，沿着医院楼梯一级级爬上四楼，一户一户问冷暖。那一年北京的气温零下七度，他的棉大衣却常常敞着襟——访到病房，屋子暖和，老人家会心疼他：“老宋，把衣服扣上。”他只笑答：“我来送钱送药，还怕冷？”这种细节，至今在许多老干部口口相传。

对英烈后代、功勋遗属，他更是一抓到底。原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之女长期病困，他亲自批示解决医药与安置；任作民之子任楚求职无门，他拍板予以妥善安排。这些“小事”远离聚光灯，却最能见品格。

1985年盛夏，王震在家中忽接到宋任穷来访。两人执手相视，满头华发，都笑称“老兵未老”。谈及工作，宋任穷直言：“我累了，也该让年轻人上。”王震哈哈大笑：“说到心坎上了。咱们一起请辞吧，让后生闯一闯。”不久，二位联名上书，引用党章第三十七条，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党中央采纳，于当年九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批准。二位开国老将以主动退位的方式，为废止领导终身制写下生动注脚，也让“干部年轻化”从口号变成了现实。

宋任穷离开一线，并未闲着。1985年起，他与王震同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专做调查研究、建言献策。1989年后，他身体每况愈下，仍坚持每月去一次军博、一次老区。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噩耗传来，社会各界上万封唁电飞抵八宝山。多数人提到的，仍是那段1978至1982年的夜以继日——在万卷档案堆里拼命找回人生尊严，在老干青年之间搭起信任桥梁。几年光景，为共和国的组织人事画出新航道，也为他个人的征途写下最后一笔浓重墨彩。

宋任穷常说，革命就是接力。大雪初霁的1978年冬夜，他从胡耀邦手中接过的，不仅是部长的任命，更是一把推动时代向前的火炬。四年竭力，换来千万人生的改写；一朝交棒，又示范何谓放手。七十岁老将军，给后人留下的，是肩头的责任，也是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