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孙维世胞妹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姐姐她一直喊周恩来爸爸

1995年初春，北京仍带着丝丝寒意。中国戏曲学院一间静谧的办公室里，年届七旬的孙新世把一张发黄的剧照递给来访记者，照片上，姐姐孙维世头戴飞行皮帽，笑得像光。她指着那抹笑容开口：“她那时才十六岁，却已认定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叫孙炳文，一个叫周恩来。”

相册翻到1921年，四川南溪的小学讲台旁，孙炳文停下粉笔，悄悄告诉学生们什么是“共和”“自由”。那一年，孙维世出生。四年后，父亲远赴欧洲，会见了旅欧支部的年轻党员周恩来。共同信仰让他们一拍即合，二人的友谊在巴黎的塞纳河畔立下誓言：为中国的新生甘愿赴死。

1927年4月20日，龙华刑场枪声骤起，33岁的孙炳文血染青衫。消息传到武汉，任锐抱子女夜行百里，途中只求活命。乱世里，姐妹几个被迫分散，留下的只有父亲用来哄孩子的破木偶。年幼的维世就此跟随母亲辗转上海、昆明，靠唱堂会、跑码头补贴生计，直到1938年冬天，一条救命的线索把她带向长江上游的武汉。

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门前，少女顶风站了整整两小时。周恩来视察归来，从车窗望见那双倔强的眼睛。“你是谁家孩子？”他问。姑娘哽咽着报出姓名。周恩来愣了三秒，扭头冲屋里喊：“小超，快出来！咱的老战友孙炳文的闺女找到了！”邓颖超迎上来，紧紧抱住她。那一刻，维世脱口而出：“爸爸、妈妈，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这声“爸爸”，不是客套，也无人更正。

接下来的岁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把这位“闺女”放在心尖。延安窑洞里，晚饭后常能看到三人围着马灯学俄语。周恩来口音略带天津味，维世忍住笑声纠正。周恩来拍拍女儿肩膀：“学好外语，日后去外边看看。”一句话，成了她远赴莫斯科的伏笔。

1939年1月，延机场跑道被冷风刮得空旷。飞机螺旋桨轰鸣，周恩来手臂打着石膏，即将赴苏治疗。孙维世跳下吉普，拉住警卫员刘久洲：“帮我和爸爸说，我也要去苏联。”周恩来严声拒绝。偏偏邓发在旁起哄：“那就去找毛主席批条子！”少女翻身上马，直奔杨家岭。毛泽东听完来龙去脉，又好气又好笑，写了七个字：“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学习。”火漆封条还未干透，维世已提着行囊追上了飞机。

卫国战争的炮火没有阻住她进剧院的脚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教室里，冬夜零下三十度，她裹着棉大衣排练契诃夫。七年苦学换来两张毕业证，也换来入党申请的鲜红印章。1946年9月，她从中东铁路回到东北，再踏延安黄土，怀中揣着一部俄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演员自我修养》，迫不及待想告诉“爸爸”自己的收获。

北平城解放那年腊月，母亲任锐病逝。周恩来把失孤多年的小女儿找回，带进西花厅。孙新世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总理的情形：“那人眼睛亮得像深井，他说‘孩子，以后叫我爸爸’，我就真叫了。”从此，周家饭桌边总有两位姓孙的女孩。

1950年8月8日，西花厅里贴满红绸。那天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银婚纪念。孙维世提前一周缝好了大红花，悄悄别在父母胸前，硬拉两位老人站在石阶上合影。周恩来笑着说：“这下好了，二十五年才算补办婚礼。”邓颖超抚着女儿的手，眼角微红。

同年冬，孙维世牵着金山的手走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顶楼的小礼堂。简单宣誓后，新娘转身拥抱邓颖超：“妈妈，我嫁人了。”周恩来在广州会见外宾，未能到场，只让秘书带来一副紫檀相框，里面是一张合影——他与孙炳文并肩而立，背后是黄埔校门。他在背面写道：“闺女，愿你们同心，走好前辈未竟之路。”

忙碌与劳累侵蚀了她的健康。1953年春，孙维世被诊断为慢性肾炎。邓颖超给她写信：“病也是敌人，要斗争，要赢。”周恩来在赴朝鲜前专程来医院，握着女儿手嘱托：“别急，革命道路长得很。”病榻上的她强笑点头：“爸爸放心，台词我还没背够呢。”

病情一度好转，孙维世重新走上导演席，推出《龙须沟》《志愿军编年史》，场场爆满。观众并不知道，这位刚劲有力的女导演，每晚收工回到宿舍都在针灸中昏睡。她说：“爸爸妈妈撑着那么多年，我也不能掉链子。”

时间把许多事盖上尘土，却留住那声独特的称呼。1995年，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请孙新世再确认一遍细节。老人合上相册，目光落在窗外初绽的梅花，声音低却笃定：“真的，姐姐从来不叫‘周伯伯’，只喊‘爸爸’。那是一种用一生回报也还不清的亲情。”

记者收拾设备，屋里重新安静。墙上那张1950年8月8日的合影里，周恩来挺直身子，胸前大红花格外鲜亮；邓颖超微笑着倚在他的臂弯；孙维世站在两人身后，目光灼灼。故事就停留在胶片里，却在熟悉的人声里穿过半个世纪，依旧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