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632次轰炸宁波并制造鼠疫致逾百人惨死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后，拥有沿海重要战略物资及其通道港口的宁波，随即遭受重创，宁波人民蒙受了前所未有的人间惨剧。

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势下，1941年4月，宁波沦陷。

沦陷时期，宁波的空气里满是带着尘土的血腥味，还有绵延不绝的啜泣声。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的野蛮暴行，制造了无数惨案，宁波遭受了空前劫难。

根据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调研，抗战时期宁波的直接人口伤亡20034人，间接人口伤亡12572人；社会财产直接损失22938610.06元，社会财产间接损失14768348.92元，居民财产损失34440876元，共计财产损失72147835元（1937年7月法币的价值）。

鼠疫：一个月，受感染死亡逾百人

1940年10月27日，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组成的由石井四郎指挥的远征队——“奈良部队”会同侵占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派出的队员，在宁波开明街一带空投了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及麦粒、面粉等物。

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给宁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悲剧。10月29日，有人染疫发病；10月30日，有人染疫死去；11月1日到10日，每日均有新病例发现，多则10人，少则2人。

开明街16号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隔壁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元泰酒店、宝昌祥服装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发生死人情况。死于鼠疫的尸体像烤熟的龙虾，抽搐成一团，面部发黑，样子十分吓人。

“我亲眼目睹患者脸红似醉汉，两眼充血发红，表情惊恐痛苦，两手乱抓头发，头向墙壁乱撞，胡言乱语，狂叫一阵之后，疲惫不堪，终于昏了过去。”当年11月，泥水匠戚信荣参与过立起鼠疫疫区封锁隔离围墙及尸体的掩埋，鼠疫患者临死前的惨状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据当年11月底鄞县政府统计，死亡人数达93人，其中9户全家死亡。一时间，抢天呼地的哀号声此伏彼起，穿丧服的人比比皆是，开明街一带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由于死人多，棺材供不应求，有时只好把两具尸体合放入一口薄皮棺材中，其状惨不忍睹，使死难者家属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1940年11月4日，鄞县政府在疫区设立甲、乙、丙部三个隔离病院，其中甲部设在疫区内的同顺提庄，接收确诊的鼠疫病人。1940年11月30日，为了切断疫源，鄞县政府下令焚毁开明街疫区，被毁房屋涉及中山东路、开明街、东后街、太平巷一带商店与民宅，共计115户137间，地面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后来人称“鼠疫场”。

但是，被感染鼠疫者虽经各种方法治疗，但都不见效，除甲部钱贵法一人外，其余受感染的人全部死亡。据后来研究人员考证，在这场历时30多天的鼠疫中，开明街鼠疫的死亡人数，有名有姓的就多达135人。

狂轰滥炸：4年时间，600余次高密度轰炸

呼啸的战机，伴随着密集落下的炮火，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宁波，撕开了一道又一道带脓的伤口。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毗邻的宁波领空就遭到日军飞机的入侵侦察。8月19日，日机侦察鄞县栎社机场。8月24日，日机首次向栎社机场投下2枚重500磅的炸弹，并祸及附近农民。

这是宁波第一次遭受日机轰炸。从此日起至1941年宁波沦陷，日机持续对宁波市区及宁属各县城狂轰滥炸，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鄞县的城区和郊区的栎社机场是日机轰炸的重中之重，镇海和象山两县作为日军可能的沿海登陆地也是日机轰炸的重点。

据《时事公报》、《宁波民国日报》1937年9月至1941年3月刊登的消息统计，日机空袭宁波市区达135次。另根据后人对各地材料进行的统计，日军在宁波地区的轰炸多达632次，造成人员伤亡3217人。

1939年4月26日、28日、5月1日，日机接二连三地对宁波城区的商业繁华地带轰炸，出动飞机20架次，投弹60余枚，造成600余人死伤，900余间损毁，还炸沉甬江上渔船及民船10余艘，把宁波的主要商业区炸成废墟。其惨象正如当时《时事公报》所述：“尸体累累，横陈地上，多断肢残骸，血肉横糊，不忍卒睹”。

宁波城区生命财产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4月28日的灵桥附近商业繁盛地带。

当天上午，7架日机由东北分批飞到宁波，在城区及四郊上空盘旋侦查，而后在灵桥东西两堍附近东渡路、灵桥路、滨江路（即半边街）、后塘路、百丈路口等处及灵桥投下爆炸弹、燃烧弹22枚，并散发传单。

炮弹落地后的大火，燃烧了整整12小时，灵桥几乎被毁，商市一落千丈，长期未能复原。市民死亡120人，其中落水溺死及烧死者79人，在岸上被炸死者26人，重伤致死者15人；受伤者200余人，其中重伤160人，救火员负伤15人，其他失踪者数十人。

抗战期间，上千名妇女遭日军性侵犯

自宁波地区沦陷后，日军侵占宁波长达4年5个月之久，期间，“杀光”、“烧光”、“抢光”，用野蛮手段企图征服宁波人民，犯下了大量的性侵犯罪行。

据调查，宁波遭到日军性侵犯的妇女有1547人，一次有多名妇女被性侵犯的就有12起。日军实行性侵犯的实施对象不分年长年幼，手段极具野蛮与残忍。在奉化市社会调查的70名性受害者中，被强奸致死的多达18人，占总数的25.6％。

1921年出生的奉化人士余某，是其中的被害者。1942年4月12日，日军进犯奉化市蒓湖街道楼隘村，未及逃避的余某被日军强奸后，连同她的公公、婆婆和儿子被日军押到附近的金紫庙，在那里，她被剥光衣服倒挂起来，用火烛烧烫。最后她侥幸活下来，但身上的疤痕还有80多处。

1931年出生的江北区人士杨某，是调查中发现的最年轻的被害者。1943年10月15日，13岁的杨某在家里纺棉纱，被3个日本兵拖走轮奸，致使其下身破裂，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后生活。她结婚3次，但历经两次婚变，晚年生活也不幸福。

不仅如此，日军在长期占领的地区大多设立了“慰安所”、“军妓院”或“行乐所”等，或通过武力威逼，或通过诱骗等方法强行逼迫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宁波城区的就有4处，一处在旗杆巷47号洋房，一处在药行街护城巷的大型浴室，一处在玛瑙路41号，还有一处在江北岸外滩的东亚旅社。

位于旗杆巷47号洋房（兴建天一广场时拆毁）的这幢房子，为洋务运动时期傅姓商人所建，宁波沦陷时被日军霸占，辟为“慰安所”，称“日军军官俱乐部”。俱乐部楼上有30多个房间。该房子附近的居民常常听到寻欢作乐的日军军官野兽般的嚎叫和“慰安妇”们压抑而哀怨的哭声。

除了宁波城区外，在奉化、象山、慈溪县城也存在大量的“慰安所”。奉化沦陷后，伪维持会筹划开办的“清风庄”或“慰安所”有7处。在象山，日军从各地掳掠许多妇女，在县城设立“军妓院”、“行乐所”、“安慰所”供日军长期奸淫。

在日军占领的比较偏僻的农村营地，甚至也设有“慰安所”。如在象山县茅洋上黄村，设有一个“军妓院”，专供日军军官作乐；设有两个“行乐所”，供日军士兵和工头作乐。被掳掠来的妇女，白天给他们洗衣做工，夜里供日军轮奸，有的一夜竟被奸污达十来次，许多人都不堪日军虐待凌辱而死亡。

1945年9月15日，经过四年余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作战，终于迎来了宁波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日，侵占宁波的日军代表在江东白鹘桥向国民政府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总指挥部洽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