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谭启龙书记的警卫秘书去世前，拉着首长的手：我够本了

1960年初冬，山东微山湖畔的冷风直往棉衣里钻。灾情报告一摞摞送到省里，谭启龙刚翻完一份，又扣上军大衣扣子往下乡的吉普车上钻。车后排坐着的人是江祥康，沉默寡言，却把枪口朝下护在腿边。两人谁也没提起自己正发着低烧，也没人记得今天该是星期几。

灾荒年份走村入户谈不到什么客气话，见到的多是空仓和缺粮的炊房。谭启龙一句“再难，也要把老百姓托上来”落地时，江祥康把笔记本掏出来，硬是记了满页。这份默契外人看不见，实际上已延续了十五个年头。

把时间拨回到1933年6月25日，瑞金。那天毛泽东坐在矮凳上，同贫农代表闲话家常。挤在会场一角的谭启龙，瘦削，一双脚还打着补丁。主席问他：“小伙子，你家在哪里？”他答：“黄塘村。”又补一句：“是个放牛娃。”一句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雇农的孩子，骨头最硬。”这话像火苗，烙在少年心里。

14岁参军，他从放牛人变成红军战士。一次次突围，一次次夜行军，他的鞋底磨得像纸，脚却没停过。忠诚与韧劲，同步生长。到1946年冬，他已是山东野战军纵队政委，忙得连口热水都顾不上喝。宿北与鲁南两战首尾相接，他夜夜批示，终于撑到战役尾声才一口血喷在战场边的老槐树下。

那一天，还是江祥康先发现异样。看见地上那滩暗红，小个子的警卫员一把抱起首长，急得哭声发颤：“首长，您别吓我！”谭启龙抬手抹掉嘴角血丝，气息微弱却还说笑：“你看战壕里倒下那么多弟兄，我能活到今天，已经赚了。”

这句“我能看到今天，够本了”，江祥康默记心里，从此成了他衡量得失的标尺。次年夏末，江祥康正式调为谭启龙的专职警卫员。枪炮声渐远，日常却不轻松——东南到华东，哪里需要干部，谭启龙就往哪儿去；他走到哪儿，江祥康就跟到哪儿。

1953年，浙江省委大院新来了一批年轻干部，江祥康却突然消失了。原来谭启龙把他送进工农速成中学，“谁说警卫只能端枪？念两年书，改天也能写材料、审公文”。江祥康背着行李去上课，逢休假就回到首长办公室，自嘲一声“学生来报到”。可毕业证刚到手，人还没捂热，山东那边又出突发任务，电话里只有一句：“老江，到济南来吧，这里缺人。”

于是他从鱼米之乡赶到受灾之地，放下新被褥，陪着首长钻玉米地、下淤泥滩。一个冬夜，两人困在临沂山区老乡屋里，窗纸被风吹得啪啪响。炕头上只有黑面窝头，谭启龙拈起一块递过去：“就这条件，你还能受得住？”江祥康咬了一口，笑说：“您打仗都在最前面，我比您舒服。”

从那以后，“首长打仗，从来在前边”成了他面对清苦的挡箭牌。更难的，是谭启龙动不动就把“自己靠边站”挂嘴上。1961年灾后重建初见成效，中央决定由他主持山东工作，他却回电：如能派更强同志，愿当副手。报告拍回，北京没同意，连带表态：山东不能没有他。文件宣读那天，江祥康在人群中鼓掌，掌心拍得红肿，心里却踏实：跟着这样的首长，再苦也值。

时间眨眼就到1992年3月。江祥康病危通知发出时，谭启龙在北京参加会议。老人拄杖赶回上海长征医院，一路没合眼。病房里，机器声滴滴作响，熟悉的警卫秘书瘦得只剩骨头。江祥康挣扎着抬手，抓住那双曾在战场指挥千军、也在炉边给他添煤的手，声音像风一样轻：“首长……我够本了。”

十三个字，说完他闭上眼，再没有睁开。病历写着“心肺功能衰竭”，而老战友们都懂，耗掉的是一辈子跟随的忠诚。守灵那夜，谭启龙不让别人陪，他自己坐在灵前，直到天亮才站起来，腰有些直不起来。

此后每逢年关，谭家饭桌上总会出现江家的两个孩子。酒杯从来递到老书记手边，他却只抿一点点，然后举杯：“敬江祥康。”旁人听得鼻尖发酸，却知道不能劝——这已成老人最私密也最庄重的仪式。2004年春，谭启龙在成都病逝，遗言只有两件事：骨灰回浙东抗日根据地，与英烈埋一起；江祥康若同意，也把他安放在旁边。

小青山上，新掘的墓穴紧挨着。碑文极简单：“谭启龙 1913—2004”“江祥康 1925—1992”。没有豪言，也没有头衔。偶尔有参观者经过，很难想象，这里曾走出过一位共和国省委书记，和他半生不离的警卫秘书。

若追问这段故事的意义，答案并不复杂。有人把一生交给了信仰，有人把一生交给了那个人，他们共同守护的，是同一面旗。放牛娃、速成校学员、省委书记、警卫秘书，这些身份在战火与岁月中不断更迭，真正不变的，是一句看似平常却沉甸甸的话——“我够本了”。它不是妥协，而是把个人生死、个人得失，一早就摆进了大时代的刻度尺里。

资料来源：同志 战友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