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2005年3月28日，鄂中平原的风还带着料峭寒意。
京山县雁门口镇的土路上，一个穿着灰扑扑旧棉袄的女人踉跄着走来，头发枯黄如乱草，脸上刻满风霜，唯有一双眼睛，在浑浊中透着几分茫然的清亮。
村口晒太阳的老人们先是愣住，随即有人揉了揉眼睛，喉咙里发出含混的惊呼：“那不是……张在玉吗？”
“瞎说！张在玉早死了十一年了，被她男人佘祥林杀了扔水库里了！”有人立刻反驳，语气笃定得像是在复述铁律。
可那女人听到“张在玉”三个字，身体猛地一颤，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家……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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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雁门口镇，再顺着乡间小路、柏油马路，烧进了京山县公安局的办公楼。
正在处理文件的副局长卢诚手一抖，钢笔在纸上洇开一团墨渍。
他猛地站起来，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急促：“确认了吗？真的是张在玉？”
电话那头的派出所民警语气艰涩：“卢局，村里老人都认出来了，模样虽然变了，但左边眉骨上的那颗痣，还有小时候烫伤的左手食指，都对得上……”
卢诚的后背瞬间沁出冷汗。
他想起十一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想起吕冲村水塘里捞上来的那具腐烂女尸，想起佘祥林在审讯室里声嘶力竭的辩解，想起政法委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的协调会，想起那些被关押的村民、病故的佘母……
一个荒诞却又无比清晰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炸开，他们办了一桩冤案。
而此时，百公里外的沙洋监狱里，佘祥林正蜷缩在狭小的监舍角落，借着铁窗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在粗糙的纸上写着申诉材料。
这已经是他入狱七年来写的第三十七份申诉书了，纸张泛黄，字迹密密麻麻，有些地方被泪水浸透，晕开了墨迹。
他不知道，一场足以颠覆他整个人生命运的巨变，已经在故乡悄然发生。
寒塘女尸
1994年1月2日，腊月初八，寒意在京山农村的田埂间弥漫。
雁门口镇佘湾村的佘祥林刚从邻村帮工回来，推开家门，却发现家里空荡荡的。
妻子张在玉不见了。
张在玉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时好时坏，偶尔会离家出走，但从未超过三天。
佘祥林起初没太在意，以为她又像往常一样跑到亲戚家串门了。
可直到第三天傍晚，张在玉依旧杳无音信，佘祥林才慌了神，发动亲友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
就在佘祥林焦头烂额之际，张在玉的家人找上门来。
岳父张培林一进门就红着眼睛质问：“祥林，在玉到底去哪了？你是不是欺负她了？”
“爸，我怎么会欺负她？她不见了我比谁都急！”佘祥林急忙解释，可张家人显然不相信他。
张在玉的哥哥张在生更是直接拍了桌子：“我妹妹好好的，怎么会突然不见了？你肯定有问题！”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只能报警。
可那个年代的农村，失踪人口的调查本就困难重重，民警走访了周边几个村子，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件只能暂时搁置。
佘祥林的日子变得难熬起来。
张家人天天上门吵闹，村里人的目光也变得异样，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
有人说他嫌弃张在玉有精神病，把她卖了；也有人说他外面有了人，对张在玉下了毒手。
佘祥林百口莫辩，只能一遍遍四处寻找，期盼着妻子能突然出现。
可他等来的不是妻子的归来，而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1994年1月20日，雁门口镇吕冲村的村民在村后的水库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尸体被装在一个蛇皮袋里，浸泡在冰冷的水中，已经高度腐烂，面目全非，只能依稀看出是个女性，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左右。
消息传到张家人耳朵里，张培林和张在生立刻赶了过去。
尽管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但张在生看到尸体身上穿的一件花棉袄时，突然嚎啕大哭：“这是我妹妹的衣服！这肯定是在玉！”
张培林也跟着确认：“没错，这件棉袄是我去年给她买的，错不了！佘祥林，你这个杀妻凶手！”
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匆匆赶来的佘祥林身上。
他看着那具面目狰狞的尸体，又看了看张家人悲愤的神情，大脑一片空白。
“不是我……我没有杀她……”他语无伦次地辩解，可声音淹没在众人的指责声中。
当天下午，佘祥林就被京山县公安局带走了。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刺眼，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办案民警轮番上阵，追问他杀害张在玉的经过。
“佘祥林，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老实交代？”刑警潘君敲了敲桌子，眼神锐利如刀。
他是专案组的主要成员，年轻气盛，破案心切。
“我真的没有杀她！那具尸体不是在玉！”
佘祥林反复辩解，可他的话在“铁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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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对佘祥林来说如同地狱。
他后来在申诉材料中写道：“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精神麻木，早已处于昏睡状态。而且全身伤痕累累，根本无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地休息一会。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
为了不再遭受折磨，佘祥林开始按照民警的提示“供述”杀妻经过。
他先后说了四种不同的杀人方式，最后民警选定了“用石头砸死”这一种。
“这次我说是用石头杀人。这是因为在前一次我说是用木棒杀的人，但侦查员硬逼我交出木棒。可我根本就没有杀人，哪里交得出木棒？这次想到石头到处都有，如果再叫我交出石头我可以随地捡一块石头给他们。这样就可以少吃亏。”
关于抛尸的细节，更是漏洞百出。
“用蛇皮袋沉尸体的事情，是侦查员告诉我的。是他们从水塘里找到蛇皮袋之后，让我供述的。”
“侦查员叫我将关桥水库机台的构造画出来，可我从来就没去过那里，且根本就没有杀人，怎么能画得出来？就这样，1994年4月21日下午，那位侦查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画了一张。”
“在去现场的路上，走到山边的一个路口时，我晕晕乎乎地往这边拐，侦查员拉住我说，不对，往那边走。”
即便如此，这份充满矛盾的供述还是成了“关键证据”。
1994年4月，佘祥林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
1994年10月，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一审判决下来，佘祥林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知道，如果这个判决生效，他就真的成了冤死鬼。
好在他的家人没有放弃。
佘祥林的母亲张金莲是个性格倔强的农村妇女，她坚信儿子是无辜的，四处奔走呼号，还找到了姚岭村的几位村民，他们曾经在张在玉失踪后见过一个精神恍惚的女人，和张在玉长得很像。
村民们出于良心，写下了一份“良心证明”，证明张在玉可能还活着。
这份“良心证明”成了上诉的关键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