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六月二十八日清晨,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车厢里,一位头戴白色小帽的老人紧紧捏着怀中那方旧毯子,生怕一不留神就会错过什么。这个瘦削、脸色黝黑的老者名叫库尔班·吐鲁木,行李只有干果、馕和一颗跳动得厉害的心。他用了整整八年时间,才把自己与天安门城楼之间的五千公里路程,化为眼前的几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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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七十五年前的库尔班还是地主院里的长工?1883年,他出生在新疆于阗南部一座破牛棚里。祖父被活活累死,父母被殴打而亡,兄姐惨死,少年库尔班的世界只有鞭影与饥饿。最深的记忆是夏日芦苇荡的蚊虫——割一天苇子,身上血痕一片,却换不来一碗饱饭。当时的律法、宗教、族权交织,他连做人都谈不上,哪里敢想“明天会更好”?
转机出现在1949年。和平解放新疆的消息传到于阗,他正躲在昆仑山脚寻找野菜充饥。10月,人民解放军的卡车开到县城,土改干部把第一张房契和十四亩地递到他手里。那一夜,他在新土炕上翻来覆去,心里只冒出一个念头:一定要亲眼见到毛主席。
次年的秋收,他把杏干、桃干装了满满两口袋,托邮差往北京寄去。谁知兴奋劲越攒越高,1955年干脆备下半百斤馕,牵起自家的小毛驴,打算直接上路。“我骑它,慢慢走也能到!”他逢人便说。邻居急得直摆手:“老库尔班,这可不是去集市,五千公里呢!”拉拉扯扯一下午,驴子没迈步,他倒跑到公路上伸手拦车。“师傅,带我去北京行不?”司机哭笑不得,把情况报告给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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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委得知此事后,派人登门解释政策:“你干好活儿,明年有劳模名额,就能坐火车去!”书记拍拍他的肩。就这一句话,点燃了老人全部干劲。1957年,他成了于阗第一批自治区级劳动模范。翌年六月,他终于坐上了驶向内地的绿皮车。一路上,他一次次问乘务员:“还有多远?”姑娘笑着回答:“快了,再坚持两站。”车厢里因此生出浓浓暖意。
七月初,人民大会堂前的石阶见证了库尔班梦想的实现。合影时,他有些拘谨,眼角却闪光。毛泽东微微俯身,同他握手:“远道而来,辛苦了。”老人紧张得只挤出一句:“主席,我想要条绒布,家里孩子过冬冷。”主席爽朗大笑:“好嘛,难得的要求。”两天后,十米深蓝色条绒布送到驻地。那年物资紧张,一块布凭票也难求,周恩来亲自批示,毛泽东再掏了钱,事情才成。库尔班把布裁成棉袍,给家里老小各做了一件,穿了许多年都舍不得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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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八月,新中国十周年庆典,库尔班再度受邀进京。见面时毛泽东问他:“家里生产怎么样?”老人扬起满脸褶子:“咱们的日子一天天好,比那会儿给地主打工强多啦!”同年,于阗县改名于田县,改革在戈壁滩上生根。
回乡后,他常给娃娃们念叨:“得跟党走,将来要为国家效力。”1975年五月二十六日,九十二岁的库尔班握着子孙的手,留下最后一句话:“谁去当兵,为祖国出力?”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
时间指向2012年。第四代重孙女如克亚木在乌鲁木齐报名海军。办理离家手续那天,百余名亲友围在院子里,老人们不停地给她塞干果。“好好当兵,给祖爷爷争口气!”如克亚木穿上崭新的藏蓝军装,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新兵连里,她因普通话生疏常在被窝里掉泪,班长拍着她的肩:“慢慢来,部队是个家。”三个月后,她不仅能自如交流,还凭扎实功底登上辽宁舰,肩负通讯岗位。甲板上,迎风猎猎的八一军旗见证了家族遗训的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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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克亚木谈起那位从大漠深处走出的祖辈,仍记得家族里流传的一幕——当年火车开出北京站,库尔班隔窗回望城楼,嘴里反复念着:“毛主席,人好啊!”列车汽笛长鸣,像是为这位老人在新中国史册上留下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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