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被提出后，他带头表示反对，后来成为副国级干部

1983年2月，北京刚刚飘过一场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门在晨光里泛着冷意，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推门而入，他就是正式履新的杨易辰。数月前，中央决定让这位已近古稀的东北老书记出任共和国第四任检察长，一些年轻干警窃窃私语：“听说他早在‘两个凡是’时就敢顶撞，可别小看了。”话音未落，杨易辰已疾步走进会议室，留下干脆一句：“先干活，再说别的。”

镜头很快切回六年前。1977年春，哈尔滨松花江冰面尚未完全融化，黑龙江省委会议室里却热气腾腾。文件里出现“两个凡是”表述后，会场静得只剩翻纸声。杨易辰放下茶杯：“凡是都照搬，怎么解决龙江的冰雪、水稻和鱼？”一句反问划破寂静。有人提醒他“上面态度尚不明朗”，他只淡淡回了四个字：“实事求是。”会后，这个态度被层层上报，他的名字也被不少人暗暗记在了本子上。

敢于说“不”，源于多年的实践。1954年，37岁的杨易辰随机构调整从沈阳赴齐齐哈尔，担任省委常委兼副省长，分管财贸。那年冬天零下三十度，松花江面冻得踩上去咔咔作响。有人断言：“北方养鱼？做梦。”他却拉着水产局干部下乡，堆雪挖冰，测水温，走遍嫩江、松花江沿岸。1958年，他拍板组建观察团赴两湖、江浙取经，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把“先认清差距”改成“先试一口塘”。政策一出，县里、团里纷纷挖鱼池，连退伍老兵也跑回来要当渔把式。

养鱼的热潮在三年困难时期派上了大用场。1960年春，调查组报告说“渔民自己没有粮，天天鱼汤就咸菜”。杨易辰听完当场批示：“渔民口粮必须列计划，棉布、盐、白酒，统统供给。”几行字救活了成千上万条性命，也让“实事求是”四个字在黑土地上扎了根。

文革十年动荡，他被下放干校。1972年复出，仍是黑龙江一把手，先抓春耕生产，又建大学、搞科研，提出“粮食一亿斤，鱼虾五十万吨”目标。到70年代末，黑龙江成了全国淡水渔业大省，市场活鱼不断，百姓家炖魚不再算奢侈。

“两个凡是”显然与他的治省理念冲突。也正是这次表态，让上面意识到：在拨乱反正的新局面里，需要这样敢说真话、又有实践经验的干部。1983年春天，他被调往北京。临行前，省委大院的老工人跑来送行：“杨书记，您到北京也别忘了龙江的鱼啊！”老人笑着点头，却转身就把行李压得直不起腰。

新岗位的迎面是汹涌的社会治安乱潮。1983年8月，“严打”全面启动，最高检灯火通明。杨易辰拍板成立全国检察机关举报中心，调集骨干侦查经济案件，“先办大案要案，不能让老百姓寒心”。多地检察院反馈线索，一批贪污、走私案被迅速侦破。案卷厚如砖，他常带回住处，办公桌边一盏台灯亮到深夜是常事。

1984年夏，《光明日报》刊出《农民呼吁为勇于改革的孙永根平反》。文章热度之高，信访来函堆满邮袋。一时间“孙永根冤案”声势浩大。有人劝只要交给下级复核即可，杨易辰却决定亲赴江阴。他说：“检察权不用脚去走，就是纸上谈兵。”联合调查组一查便知，孙永根确实贪污受贿万余元，舆论哗然终被澄清。报纸随即更正，此事成了新闻自律与司法刚性的范本。

三年后，政协委员李克如递来另一桩旧案——甘肃农民文炳衡被以“反革命诬告陷害罪”处死，家属申诉三十余年。资料残缺，人证多已去世，复查难度极高。杨易辰仍然拍板：“不能让沉冤带进棺材。”他亲赴甘肃，在黄土高原上跑了五个县、访谈七十余名当事人。1988年初，甘肃省委下文平反，唐凤仪违法事实被确认。杨易辰拿着复查报告，只说一句：“这是法律，也是良心。”

五年检察长任期，他跑遍二十个省区市，调研笔记装满六只手提箱。有人统计，他批示直接推动的重大案件超过三百件。遗憾的是，过度劳累让他的心脏多次报警。1988年3月，他卸任检察长，笑称“该让年轻人上场了”。

1997年春，杨易辰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三岁。黑龙江渔民自发在江边撒下纸船，灯火摇曳。有人回忆起他的那句话：“政策要像网眼，漏掉小虾没关系，可不能放过鲨鱼。”几十年过去，这句话仍在很多法槌落下前被轻声念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