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江泽民：把刘华清上将叫来，我有要事商量

1991年3月上旬，北京城的柳条刚泛青，中央军委会议室却气氛凝重。墙上的投影画面不停回放着海湾战场：F-117划破夜幕，精确制导炸弹在巴格达城区炸出蘑菇火球。对刚刚结束战斗的海湾战争，会议桌旁的指挥员们议论纷纷。外面的春风再暖，也吹不散屋里笼罩的冷思考。

几天后，江泽民主席踏进中南海办公室，翻阅了厚厚一摞战报和技术简报。夜深灯未灭，他突然放下钢笔，抬头对秘书说了一句：“把刘华清上将请来，我有要事商量。”语气不高，却压不住那股迫切——现代战争的脚步，已经踩到门槛。

让刘华清马上进京，这并不意外。1954年从苏联留学归国起，这位上将便在海军装备一线摸爬滚打，从导弹护卫舰到远洋测量船，再到“还在图纸上的大工程”，他一步不离现场。更重要的，是他连年呼吁的“信息化和三军一体化”概念，此刻在遥远的波斯湾被美国空军和海军活生生演示了一遍。

见面没有寒暄。江泽民开宗明义：“美军凭什么四十多天就让萨达姆投降？咱们差在什么地方？”刘华清微微皱眉，沉思片刻：“不是缺坦克，也不是缺飞机。差的是一张能把天上地下连成一体的神经网。”短短一句，把问题抛在桌面上。

的确，伊拉克的装甲车与大炮数量不比美军少，可一条通信链路被“野鼬鼠”战机掐断，数千辆坦克就像失联的驴友，在荒漠里转圈。美国人用GPS卫星、E-3预警机、战术数据链，把侦察、火力、后勤捏成拳头，随意出击。精确制导炸弹落在哪一栋碉堡，全靠坐在内华达州的操作员按键。以前书本上说的“信息战”，此刻有了声音和影像。

国内对这场战争的震撼，不只在军队。电子工业部的工程师熬夜拆解录像；高校国防科班的教员把笔记写到深夜；连地方电视机厂的技术员也在研究GPS的解码方式。一个朴素问题萦绕在许多人心头：如果有一天风云变幻，我们准备好了么？

刘华清给江主席递上两页纸，字迹遒劲却简短：一是要补“天网”，二是先练“神经”。所谓“天网”，指的是卫星、探测、定位等高空层；“神经”则是全军统一的信息通路。没有它，再多的导弹也只是“哑炮”，再好的飞机也难免“瞎飞”。“把基石打牢，才能谈银河战舰。”刘华清的底气来自基层摸爬三十年，他看过设备吃灰，也见过临战掉链子的尴尬。

当时的难点在于起点过低。九十年代初，我国微电子产业还在攻克一微米工艺；“北斗”卫星计划刚被提出；陆海空各自为战的指挥体系习以为常。要让导弹驱逐舰实时接到空警-2000的目标指令，再把坐标回传陆基火箭军，不是添几台电台能解决的。用刘华清的话说，“最紧要的是把三条断线接起来”。

他建议立刻启动三件事：建立统一的战场指挥自动化体系；加速自主卫星导航计划；同时抓紧培养信息化人才。而这些，不是一年两年的工夫，得有韧劲，更不能怕花钱。会后不久，多家电子研究所迅速整合，型号任务悄然展开。没有喧嚣口号，只有一条原则：先把关键部件自己造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航母并未从刘华清的视野中消失，相反，他把它放回了全局的一环。航母只是平台，离不开卫星导航的指引，也离不开网络化火控的支撑。换句话说，信息化基础打不牢，哪怕舰体再大也难以出远海。这个观点在当时颇受争议，却很快被现实验证：几年后，科索沃上空的巡航导弹，再次说明信息优势远比吨位更致命。

1993年，中央批准加速国防信息化建设。航天、电子、船舶、兵器四大军工集团的项目同步启动，覆盖通信、计算、雷达、制导四大技术链。那一年，刘华清67岁，仍奔波在试验场与舰船坞之间。有助手回忆，他常拍着被海风吹皱的图纸说：“先建路，再跑车；先铺网，再谈刀枪。”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一系列节点被不断打通——1994年，我国首颗“北斗一号”定位试验卫星升空；1999年，在阅兵场亮相的“指挥自动化系统”正式列装；2003年，航母工程进入分段建造关键期；2007年，三军联合训练中首次实现实时共享战场态势。这些坐标，很难用海湾战争来简单对应，却无一不是那次谈话后种下的种子。

有人形容，海湾战争像一记重锤，敲在了中国军工人的脑门上；也有人说，它是一盏探照灯，把未来战场的形态提前照亮。无论如何，正是那年春天，江泽民和刘华清的一席长谈，让“信息化战争”四个字，从教材里的概念变成了科研计划、预算数字和一个个紧张运转的实验车间。

如今回头翻检档案，当年会议纪要只剩寥寥几行字，最醒目的一句仍是江主席的批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握信息化之钥，难启强军之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那盏深夜未熄的灯，映在纸上的铅笔痕，如今依旧清晰，提醒人们记住：现代战争比拼的，首先是看不见的那条信息长链，其次才是炮口与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