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和雄回忆：赵一曼牺牲前几个月，她的惨叫犹如来自地狱的声音

1945年9月，被押往沈阳战犯管理所途中，34岁的日本宪兵军曹山本和雄忽然听见身后有人低声议论“哈尔滨监狱”。那一瞬，他脑中闪出的不是战败羞愧，而是九年前被他亲手审讯的那位中国女俘——赵一曼。她骨折处渗出的鲜血与盐水混杂的气味，至今仍盘踞在山本的嗅觉深处。

时间往回拨动：1935年11月，东北黑龙江的初冬，零下二十度的冷风顺着木栅栏缝隙钻进珠河县监狱。赵一曼腿部中弹，伤口未愈便被转押哈市。当时山本尚是宪兵少尉，参与审讯的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下：“此女目光如刀，宛若不可驯服之狼。”同僚提醒他对“共产党员”不能掉以轻心，可山本仍抱着最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他先奉上香烟、绸缎，许诺荣华；却只得到一句冷冷的回答：“要我背叛？痴心妄想。”对话就此收场。

利诱失败后，特务机关很快抬出了刑具。马鞭、辣椒水、电刑、老虎凳——山本几乎把监狱库房里能找到的东西都试遍了。日记第七页出现这样一句：“她的惨叫仿佛地狱之门被推开。”然而，一个地址、一个代号、一份名单，这些他最想要的情报始终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是，监狱军医初次会诊时便断言：普通人撑不过三天的伤势，她硬是熬了三星期，还拒绝服用麻醉剂，只求留一条清醒的神经与敌人周旋。

1936年春，哈尔滨的积雪尚未消尽，赵一曼被移送到中央医院外科病房。负责警卫的松田巡查担忧“越狱风险”，昼夜轮班。谁也没想到，一位女护士和一名警察被她的抗争精神震动，悄悄商量策划营救。夜半时分，赵一曼拄着临时做成的木拐，在两人的搀扶下溜出后门。可惜追捕仅用两小时便结束，因伤口撕裂，她再度被擒。山本回忆，那一夜他第一次听见她轻声呻吟，而非怒吼，像是对自己无法重返战场的失望。

越狱事件令关东宪兵司令部恼羞成怒，新的指令只有一句：撬开她的嘴。于是更残忍的刑罚接踵而至。山本后来承认，他见过的最惨状不是鞭笞皮开肉绽，而是当电流穿过被感染的骨膜时，人会微微颤抖却不再发声。赵一曼宁可咬破舌侧，也不让一句机密泄露。军医提出截肢建议时，她淡淡回绝：“有腿，就有出去的可能。”在场者噤若寒蝉。

1936年8月1日深夜，赵一曼被押赴珠河县郊外。行刑前，她要求给家乡的儿子写几行字。山本把纸递到她面前，听见她低声嘱托：“告诉掖贤——母亲不能教你读书，但你要记得，为国为民是唯一正确的路。”此言落笔，她把笔一甩，挺直了腰。翌日清晨，枪声在芦苇丛上空炸响，年仅31岁的东北抗日女英雄就此倒下。

1946年4月，哈尔滨光复不足一年，“一曼街”挂牌仪式上，有人朗读她的绝笔。街边围观的工人、行人纷纷摘帽默哀，十几分钟无人喧哗。那天站在队尾的陈掖贤已17岁，他看着照片里年轻的母亲，眼眶红得像初春的山楂花；再往后，1957年盛夏，他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一次触摸到母亲用血写下的遗书，“母亲没法亲自抚养你教育你”一句尚未读完，眼泪已模糊了视线。

山本的余生则被悔恨包围。1950年起，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每逢汇报，都会主动交代那段审讯细节。他常说：“她没告诉我任何军事情报，却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精神胜利。”1964年，被特赦回国前，山本留下唯一请求——希望能在赵一曼遗物前深鞠一躬。管理所允许他在资料室停留五分钟，他最终只说七个字：“对不起，我输了。”

不可否认，赵一曼的军政才能常被烈士光环掩盖。实际上，从1933年海伦大捷到绥化突围，她凭借不足二百人的队伍给敌军造成数百伤亡；她主导的伏击战以伤亡比1∶4被抗联战史列为经典。抗日队伍里流传一句戏谑：“但凡赵政委盯上你，关东军也得吃哑巴亏。”试想，如果不是腿部重伤，她或许还能在松花江两岸打更多硬仗。

遗憾的是，有限的史料里还有许多空白，例如越狱策划护士的姓名至今无从考证，行刑当日的现场记录仅存一页半，山本的手稿也因年代久远纸张脆裂。学界仍在挖掘，她的故事还远未被完全书写。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句“永远断不了中国抗日之决心”没有随芦苇丛的枪声散去，反而在白山黑水间回荡，成为后来无数抗联战士夜行林海雪原的精神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