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齐白石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提一个要求，毛主席批示予以照顾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北京晨寒透骨，灯下的齐白石捋着花白长须，伏案疾书。他把一封亲笔信封好，盖上自己的“白石翁”朱印，请晚辈送往中南海。信不长，只有三页，却事关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块私田。

信抵中南海后，工作人员随手呈到毛泽东案头。那天夜里，主席正在批阅文件，看到熟悉的朱印便放下钢笔，转用随身携带的铅笔批道：“请王首道同志转湘潭县委，研究如实处理。”没有多余修饰，简单八个字，却意味着最高层的关注。几天后，湘潭县委收到电话，立刻组成工作组，按程序核实并解决了老人的顾虑。

这一幕成为二人交往十五年来的最后注脚。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七十九岁的齐白石突然接到邀请，进中南海作客。满头银发的老画家握着七十一岁新领袖的手，笑称“乡里侄儿”。同乡、同字号——一个“纯芝”，一个“润芝”，天南海北意气相投，友谊由此扎根。

踏出紫禁城的宫门那天，齐白石把心爱的“片老真空石”端砚交到秘书手中，外加两枚阴阳刻的寿山石印。他本想为新中国掌舵人献上一份“压箱底”的礼，可真送出时仍觉心头一颤——那砚台上刻着“子孙不得与人”，分明是传家之物。可老人念叨了一句“国有大喜，我也要高兴”，便算作了终生最豪气的一回。

砚台送到书房，毛泽东看一眼便喜欢得放不下，再没走进文物室。后来和外宾会见，他偶尔抬头指指砚台：“乡里老哥送的，写文章就靠它了。”工作人员暗暗记下：此物非一般馈赠，不得移库。

故事的趣味，从一幅“废画”掀开序幕。一九五〇年秋，毛主席、郭沫若陪齐白石小酌。主席举杯道谢：“印章与画，都让我喜欢。”齐白石一怔，印章他知情，画却从没送过。这时秘书展开一幅金绫装裱的《李子树下牛背五鸟图》，墨色微淡，笔法不似正式应酬之作。原来包装印章那天，他随手扯了张自认失败的画纸裹在外层，竟被当成礼物。

“这画是废稿，让我替换一幅精心之作吧。”老人有点急。郭沫若边抿酒边笑，“白老，这明明是送我的。树上五只鸟——‘上五’，尚武嘛。”一句话惹来满座大笑。毛泽东却摇头：“慢，画上还有我的名字。看那李子树，枝繁叶茂，不正是‘李得胜’么？”两位文人恍然大悟，只得暂且收声。

既然难分你我，齐白石索性请二位题跋。毛泽东挥毫写下“丹青意造本无法”，借苏东坡典故自出机杼；郭沫若紧跟着写“画圣心中常有诗”，化用陆游之句。老画家捧着新添金字的画卷，眯眼直乐，最后又将画筒揣回袖中。毛泽东哈哈笑：“政治家还得让着艺术家。”这段趣闻，后来在文化圈里广为流传。

友情并非一味送礼。每逢北京入冬，毛泽东会嘱人把腊肉、剁椒鱼头送到齐宅；老人则回赠刚画好的《虾趣》《荷塘秋色》。中南海里悄悄添满了“白石味”，不少精品后来随主席的指示转入国家博物馆。偶有外宾慕名求画，毛泽东会说：“这是国之宝贝，你们只能看，不好意思。”

回到那封信。彼时全国土改接近尾声，“划阶级成分”如火如荼。齐白石购置过田地，用来抵御法币贬值，他担心被误列“地主”。信里言辞恳切：愿意上交土地，教育子孙耕作纳税，只求保留“自食其力”的名分。对于这位国宝级艺术家的顾虑，毛泽东心知肚明。他不加任何溢美，就写下那行批语，让调查组 “实事求是” 处理。数周后，湘潭方面给出结论：白石属“小业农”，不列入地主，田地依法征收，补发公债作价。

人情味就藏在细节。王首道回电汇报，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笑声：“白石老人说真话，我们也要讲真话嘛！”此事未见报端，却在画坛成为佳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代大师告别人世。他嘱咐后人：所有画稿、砚台、古印，以及毛主席题跋的《李子树下牛背五鸟图》，悉数献呈主席，再由国家妥善保存。遗嘱执行时，却独缺那卷李树图，家人遍寻无果。有人猜测，被老人秘密赠友；也有人认为，他晚年或许重新收藏在故乡老屋。至今，依旧是个谜。

认真数来，齐白石给毛主席写信，到主席作出批示，一前一后不过数日，却把两位湖南人半个世纪的交谊定格。艺术家的真率与政治家的豁达，在那几年并肩而行，留下了一段风雅而朴素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