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嘱咐周恩来：要加上钱学森、侯宝林

1951年初春，志愿军阵地外的积雪尚未融化。一队文艺工作者背着笨重行李，踩着被炮火掀开的泥泞，挨家挨户为前线将士演出。枪声时断时续，侯宝林就在破旧的农舍里，用一口京腔逗得战士们前仰后合。有人感叹：“真没想到，这位说相声的，比我们还沉得住气。”若干年后，当朝鲜前线与北京中南海被同一个名字串起时，人们才恍然——毛泽东评价他是“语言学家”，绝非随口夸奖。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为鼓舞士气，中央批准组建赴朝慰问团，廖承志领队。曲艺服务大队里，侯宝林与常宝堃、程树棠等共八十余位艺人结伴同行。火车抵丹东时，废墟中的断壁残垣让人心头一沉。可慰问任务紧迫，大家来不及多想。当夜，敌机轰炸，炮弹在不远处炸出火球，帐篷剧烈震颤，侯宝林拍拍鼓手肩膀：“别愣着，明天还得给弟兄们抻开嗓子。”轻描淡写一句，把恐惧压进心底。

短短几周，侯宝林就创作了《杜鲁门画像》《狗腿子李承晚》等新段子。段子短小，却戳中了战士们的笑点与痛点。有人统计，他在战地单口逗人笑的频次，跟医护救治伤员的次数不相上下。可危险也随时埋伏。4月23日，常宝堃在敌机扫射中倒下。噩耗传开，同行们沉默良久，随后把悲怆化作更响亮的掌声与笑声送给战友。悲壮情怀，由此凝成了曲艺人独特的战地勋章。

战后归国，侯宝林被推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以列席身份走进政协会场。1951年10月，他第一次在金碧辉煌的怀仁堂面对数百名代表表演。《关公战秦琼》刚完，毛泽东带头鼓掌，高声道：“侯先生，再来一个！”临时换段子绝非易事，他硬是凭着满肚子典故和即兴功夫，换了个崭新的包袱继续讲下去。厅内一阵接一阵的笑声，把现场气氛推到顶点。

时间推到1960年代，马三立、刘宝瑞等辈纷纷走进中南海，但次数最多的依旧是侯宝林。晚饭后，毛主席常让警卫员捎信：“让侯先生来坐坐。”灯下，毛主席偶尔会反客为主，拿起扇子充当捧哏，逗得屋内一片畅笑。周恩来也爱在旁边比划着动作，细品每一个包袱。熟悉的人都知道，只要主席、总理在前排，侯宝林的即兴火花就会不断迸溅。

1966年风云突变，舞台骤然寂静。十年间，侯宝林几乎不登台。他把心思花在整理传统资料、钻研古籍，给自己“续火”。偶尔有人问起，他笑言：“刀要磨，劲儿得攒着。”1974年冬，他已年过花甲，仍保持每天抄书、练声的习惯。也是这一年，毛主席在与身边工作人员闲谈时忽然提及：“好久没听侯宝林说相声了。”

1975年1月3日，周恩来抱病登机南下长沙，请示四届人大事宜。飞机起飞前，他让秘书把代表建议名单塞进行李。5日清晨，谈话刚起头，毛主席摆摆手：“名单不用细看，我只想确认两个人在不在。一个钱学森，一个侯宝林。没有的话，补进去。”周恩来答声“好”，随即增补。钱学森是航天工程的灵魂人物，侯宝林则代表人民文艺的风骨。把两人并置，正映出毛主席对“科技与文化同等重要”的一贯思路。

消息传至北京，正在家中收拾旧书的大师被紧急通知。“开会要你去。”工作人员口袋里揣着主席手书的名单。距大会开幕只剩十余日，侯宝林一面做医学检查，一面翻箱倒柜，找出那件布满虫眼的旧大褂。因为太久未说相声，他担心忘词，要求把台词放大抄在布幅上，挂在摄像机前。他说：“主席的耳朵最灵，不能掉链子。”

四届人大如期在1月13日开幕。病体羸弱的周恩来坐在主席台，听到掌声中侯宝林步入会场，轻声道了一句：“来了就好。”这位总理与相声大师的情谊，始于1949年文代会，又延绵二十余载。会后，周恩来勉励道：“要多留点东西给后人。”可惜三天后，总理病情恶化，他与侯宝林再无深谈机会。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侯宝林从大庆连夜赶回北京，站在人海中默默垂泪。半年之后，毛主席也撒手人寰。两位国家掌舵者相继离去，侯宝林再次穿上那件旧大褂，为中央录下最后一盘相声磁带。录音结束，他缓缓叹息：“这回真是说给天上人听了。”

从战火硝烟到人民大会堂，从泥泞山谷到灯火通明的中南海，侯宝林见证并参与了一个国家的巨变。他用笑声拆解恐惧，也用机智点燃信心。毛主席把“钱学森、侯宝林”并提，不只是一纸名单，更是一种信号——科学与艺术皆是立国所需。若说历史是一台大戏，那些被选上舞台的人物，台词不同，使命却同样沉重。有人造导弹，有人说相声，他们共同撑起了时代的天幕，至今仍让后来者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