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毁家抗日当上八路军旅长，毛主席接见时问他：有人排挤你吗？

1942年初春，延安的炊事班已经把最后一袋高粱米摊得像纸一样薄，警卫员端着空瓢皱眉时，忽听屋里有人笑说：“等独立一旅的高士一回来，锅里就不缺粮了。”这位旅长是边区公认的“活菩萨”，更是日军黑名单上的头号目标。令人难以想象，几年前他还是河北任丘“高四爷”，家里地契厚得能压秤。

高家靠田租、碾坊、运河码头起家，四座大宅外环护城河，墙头都是青砖花檐。可高士一自小不甘心做纨绔，常扛锄头和长工一起下地，学把式、学识字，还悄悄跟郎中学针灸。到了“五四”风潮，他当众砸了关帝庙的神像，改院子办女学。乡人看他行事泼辣又讲情理，从此“高四爷”成了远近皆服的活名片。

九一八那年，他守着新买的收音机整夜不眠，听到东北沦陷，一拳砸碎了茶碗。大儿子高万德在保定组织救亡运动被校方除名，他非但没发火，反把儿子搂过来说：“你做得对，国破哪有书可读？”情绪酝酿了几年，终于在1937年卢沟桥炮响后彻底爆发。

任丘四十七村自卫队硬碰日军，一度击溃敌中队，却招来千人大队的疯狂报复。村庄焚毁、百姓横尸，浓烟中高士一咬牙发誓：“鬼子敢来，我就拼命。”不久，中共保属特委派来的侯玉田递上委任状，请他出任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他把账本、地契统统丢进火盆，屋里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国是大义，家业算啥！”

粮食、现银、枪支，家里能搬的都砸向前线。三个多月，队伍从几十人膨胀到三千人；再过半年，又并入苏桥商团、“天下第一旅”，一鼓作气扩编到上万人。冀中平原黑压压一片红缨枪，日军岗哨里开始流传一句话：“遇见白胡子四爷，赶紧加固工事。”

好言不成，日军改用威逼。1938年冬夜，五百鬼子围困高家场，抓走侄儿高万玉，逼其写信劝降。三天、六天，无回音。敌人怒而纵火，整座庄园化为灰烬，高万玉也惨遭杀害。灰烬未凉，高士一干脆自点剩余房舍，扬言“自己烧，免得他们再来”，一腔血性震动冀中。

1939年，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进军平原，决定把第五路纳入，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旅。交谈时，高士一拱手道：“打日本，听首长指挥！”贺龙咧嘴笑：“别光听我，得听老百姓。”新老红军对这位出身地主的旅长格外关照。整编后，队伍在白洋淀、北宁线连打五十多仗，击溃日伪一个又一个据点。

1941年九月的一天，独立一旅行抵绥德。入夜，高士一被通知去枣园。窑洞里灯火昏黄，毛主席放下书，目光炯炯：“听说你家底厚，后来全炸了？”说罢，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了旅长，有人排挤你吗？”高士一立正答：“没有，新老干部都帮我，主席放心！”一句话，说得主席朗声而笑，屋外北风也似乎暖了。

边区被封锁后，食盐断供。高士一领命打开陇东—三边通道，在靖边挂牌“大成永”货栈，骑骡带队跑商路。一袋盐、一担棉线，一趟又一趟运进延安。战士们私下说：“缺粮去找王震，手头拮据找高旅长。”他没把这当夸奖，却把自己的老母鸡送给怀孕的薛明补身子，这事让薛明多年后忆起仍感动不已。

抗战结束，他年近半百，被调去延安高级党校。有人翻旧账，给他扣上“地主”“嫌疑分子”的帽子。贺龙拍桌：“高士一若是汉奸，我贺某人先是叛徒！”毛主席听完汇报，嗓音低沉却有力：“这样的人，宁可多，不可少。”一句话，风浪顿息。

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高士一进入西北局，后来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北京的冬夜，他仍穿那件旧灰棉袄，嘴里念叨部队口粮。1968年春，他病重，握着子侄的手轻声嘱托：“记好了，咱们高家几代人的命，都系在红旗上。”话音落，他安静地阖上双眼。

从富甲一方的“高四爷”到毁家抗战的八路军旅长，他用炽热的选择回答了毛主席当年的那个问题：真正的团结，不取决于出身，而在于共同的信仰与鲜血写下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