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乌克兰民众拒领土换和平比例从82%降至52%

2026年2月2日，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发布的最新民调，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外界对乌克兰社会“铁板一块”的固有认知。数据显示，坚决拒绝“领土换和平”的乌克兰民众比例，已从2022年5月冲突初期的82%骤降至52%，而4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在获得可靠国际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放弃顿巴斯地区主权以换取战争终结。这一横跨四年的民意剧变，并非简单的立场动摇，而是近四年战火煎熬下，乌克兰民众在国家主权与个体生存之间做出的血泪抉择，折射出战争长期化对社会意志的深刻重塑。

冲突初期的乌克兰，曾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争象征。2022年5月，战火燃起不足三个月，82%的民众以近乎决绝的姿态反对任何领土让步，“誓死捍卫每一寸土地”的口号成为凝聚全国的精神旗帜。彼时，速胜的希望尚未破灭，西方援助的洪流源源不断，民族主义情绪在炮火中被推向顶峰，领土完整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

但时间是最残酷的消耗者。随着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战线陷入胶着，速胜幻想彻底破灭，民意开始沿着“现实轴线”缓慢但坚定地偏转。2025年3月，反对领土让步的比例已降至50%，39%的民众开始接受“部分领土换和平”的可能性；同年6月，这一比例维持在52%对38%的微妙平衡；直至2026年2月，40%的民众明确站到“有条件妥协”阵营，民意分裂的裂痕已然显现。

支撑这一转变的，是战争对乌克兰社会的全方位碾压。经济上，国家财政沦为“战争机器的附庸”，2026年预算赤字高达1.9万亿格里夫纳，占GDP的18.5%，国防支出吞噬了58.6%的总预算，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倒退数十年。民生层面，全国近50%的电力设施在空袭中被毁，冬季停电停暖成为常态，顿巴斯地区的居民坦言：“我们不再讨论如何赢，而是讨论如何在战争中活下来”。更沉重的是生命代价——持续的征兵与伤亡，让18-25岁的年轻群体陷入普遍焦虑，他们作为战争的潜在主力军，对“领土完整”的执念远低于对生存的渴望，成为“妥协派”的核心力量。

当抽象的主权概念与具象的生存困境正面碰撞，理想主义的火焰逐渐被现实浇灭。顿巴斯舞蹈工作室老板克里斯蒂娜·尤尔琴科的话道出了多数人的心声：“对我而言，和平是首要的。如果放弃顿巴斯后一定不会再有战争，我愿意离开”。这种心态的转变，本质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本能选择——当战火成为日常，和平便从遥远的理想，变成了最迫切的生存需求。

民意的转向并非无条件的“投降”，而是带着刚性前提的务实权衡。民调显示，支持“领土换和平”的40%受访者中，90%以上将“获得强有力的国际安全保障”列为核心前提，这一比例远超单纯的领土诉求。他们渴望的和平，不是屈辱的停火，而是能避免再次陷入战争的“可持续安全”。

这些安全诉求具体而明确：52%的受访者要求西方持续提供资金与武器供应，48%希望盟友承诺“俄罗斯再次进攻时直接军事干预”，44%呼吁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领空和海域实施常态化巡逻。这种对外部保障的极度依赖，源于乌克兰民众对自身国防能力的清醒认知——经过四年消耗，国家军事潜力已近极限，仅凭一己之力难以长期对抗俄罗斯，必须将安全命脉与西方绑定。

但现实却给这种诉求蒙上了阴影。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多次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要求其以“放弃顿巴斯”换取长期安全保障，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作为博弈筹码。而欧洲盟友的态度同样暧昧，尽管部分国家承诺停火后驻军，但“是否愿意为乌克兰与俄罗斯正面冲突”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更是明确将“西方在乌驻军”列为红线，声称将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让乌克兰民众的“妥协条件”沦为难以兑现的奢望，也使得“领土换和平”始终停留在“理论可能”层面。

这种矛盾心态，让乌克兰社会陷入“既渴望和平，又恐惧妥协”的两难。民调显示，高达90%的受访者支持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其中80%主张“不限于军事目标”，88%认为俄罗斯袭击能源设施是“蓄意逼迫投降”的战争罪行。一边是对和平的迫切渴望，一边是对俄罗斯的深刻敌意，这种撕裂的情绪，正是战争长期化在民众心理上留下的创伤印记。

52%的“坚决反对”与40%的“有条件支持”，背后是乌克兰社会日益鲜明的分裂线——地域差异与年龄分层，正在重塑民众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

地域上，直面战火的区域展现出更强的抵抗意志。基辅市59%的民众反对领土妥协，西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7%，这些区域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俄军空袭的重点目标，民众对战争的痛感更直接，主权意识也更强烈。而受战火影响相对较小的中部、南部地区，反对妥协的比例降至49%左右，更倾向于接受“以领土换安宁”的方案。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态度则更为复杂，50%的民众反对放弃领土，39%表示可接受妥协，长期的拉锯战让当地民众既眷恋故土，又不堪其扰，陷入两难抉择。

年龄维度的分化同样显著。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经历过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对国家主权有着更深的执念，抵抗情绪也更为坚决乐观；而18-25岁的年轻一代，作为征兵的主要对象，既要面对战场的生死考验，又要承受经济衰退带来的未来迷茫，对“持久战”的沮丧感更为强烈，成为“妥协派”的核心力量。这种年龄鸿沟背后，是“历史记忆”与“现实生存”的碰撞——老一辈坚守的是国家存续的尊严，年轻一代更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

社会分裂的加剧，让泽连斯基政府陷入执政困境。作为靠“捍卫领土完整”赢得民意的领导人，他若同意领土妥协，不仅违背乌克兰宪法中“禁止领土割让”的明确规定，更可能从“国家英雄”跌落为“领土出卖者”，彻底丧失执政合法性；但若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失地”，又将面临战斗人员枯竭、民众厌战情绪蔓延的风险，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让乌克兰政府的谈判立场始终摇摆不定。

乌克兰民意的转向，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随着战争持续，西方社会的“援乌疲劳”日益凸显，直接动摇了乌克兰民众的抵抗信心。德国民调显示，45%的受访者希望减少对乌财政援助，而支持增加援助的仅占20%；法国37%的民众反对进一步援乌，3万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让政府难以维持此前的援助规模。

欧洲民众的不满并非无的放矢。能源价格暴涨、生活成本飙升，让普通家庭不堪重负，而政府却将巨额资金投入遥远的战争，这种“本国民生承压、外援无度”的反差，催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更严重的是“战略疲劳”——大量援助投入后，战场局势仍无突破，乌克兰的腐败丑闻更让欧洲纳税人质疑“援助是否用在刀刃上”，信任裂痕持续扩大。这种民意变化已传导至政治层面，德国选择党等反对援乌的政党支持率飙升，欧盟内部对乌政策的分歧日益公开化，斯洛伐克甚至直接删除了欧盟草案中“用俄资产援助乌克兰”的条款。

美国的态度则更为直接。特朗普政府明确将“推动俄乌和谈”作为政策目标，多次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其接受“放弃顿巴斯”的条件。这种“盟友逼宫”让乌克兰民众意识到，外部支持并非“无限续航”，若失去西方援助，仅凭自身实力难以支撑战争，“趁还有筹码时妥协”的想法逐渐蔓延。民调中43%的受访者预测战争将持续至2027年甚至更久，正是这种悲观预期的直接体现。

从82%到52%的民意跳水，是乌克兰民众在战争泥潭中做出的痛苦抉择。它既不是对国家的背叛，也不是对和平的盲目渴望，而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无奈低头——当领土完整的口号无法温暖寒冷的冬夜，当主权尊严的坚守难以挽回逝去的生命，普通民众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更实际的生存需求。

但这场民意转变并未让乌克兰社会走向“投降”。52%的民众仍坚守领土完整的底线，40%的妥协派也附带了严苛的安全条件，这意味着任何涉及领土让步的和平协议，都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泽连斯基政府的两难处境，西方援助的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共同构成了和平之路的三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