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溥仪在谈到文绣时说：幸亏她和我离了婚，才没成婉容第二

1959年九月的一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飘着细雨。改造干事无意间提到一份《国史稿》，问溥仪是否还记得那位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淑妃”。溥仪低声答了一句：“幸亏她早跟我离了，不然也要走婉容的老路。”这句感慨，像石子落水，在场的人都默然良久。

那时距文绣去世已整整六年，距两人分手也过去了二十八年。监舍里孤灯如豆，溥仪翻看旧日相册，薄薄几页，都是泛黄的笑脸，却止不住浮现她扬起衣袖离开“静园”的背影。没人再敢称他皇帝，可往事仍紧紧缠着他。

文绣的身世看似传统，实则颇有时代锋芒。她1909年生于满洲镶黄旗世家，祖上曾握吏部尚书之权，父亲端恭却科场失意，早逝后留下寡母与两女。母亲蒋氏识字懂礼，舍得花钱把八岁的长女送进私塾。那时的小姑娘，课本里背的是《古文观止》，放学后也会跑去胡同口看西洋照相机，眼界慢慢打开。

一切转折来自一张照片。1921年春，16岁的溥仪准备挑选皇后。华堪擅作主张，把侄女文绣的相片递进内务府。端康太妃嫌贫爱富，摇头否决，但溥仪竟先看中了那双澄澈的大眼。几番斟酌，婉容得正位皇后，文绣降为淑妃。她没闹，也没哭，穿着绣花旗袍，静静被抬进紫禁城。那天是1922年11月30日。

新娘子本盼洞房花烛夜能博得一点宠爱，可溥仪抬眼瞅她一句“下去歇息吧”，冰凉。此后宫中日复一日：婉容宠冠六宫，赏银千元，文绣只得八百，后来更被砍到两百；皇后生日满园张灯结彩，妃子生辰却无人问津。太监见风使舵，对她亦冷眼相向。夜深人静，只有灯芯噼啪，她在日记里写：“烛泪滴落，如我心声。”

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一家人迁入醇王府。皇权既失，文绣以为从此夫妻可以同甘共苦，岂料，复辟之梦却让溥仪更依赖外援。1925年，他密赴天津，暗投日本。文绣多次苦劝：“日本狼子野心，切莫自陷罗网。”溥仪充耳不闻，反而与婉容形影不离，把她晾在一边。

孤立、冷遇、夹攻，让文绣精神几近崩溃。中秋夜，她抄起剪刀割向颈侧，被宫女夺下。溥仪大为恼火，日夜派人看守。此刻，妹妹文珊与表侄女玉芬出现。玉芬一句话砸在心口：“如今民国法令明写男女平等，他已不是皇帝，你为何不走？”文绣沉默很久，终于点头。

1931年8月25日中午，姐妹二人被允许外出“散心”。马车一拐弯，停在天津国民饭店。守车太监被喝退，一封控诉信随即呈到溥仪手上。信中写明：虐待无度，请求离婚，并索要抚养费。一场前所未有的官司就此引爆舆论，全国震动。

各路报纸连篇累牍，女权团体拍手叫好；遗老遗少则怒斥“亵渎祖制”。溥仪进退失据，日本人正在催他北上，实不愿平添是非。几轮谈判后，他答应支付五万五千元赡养费，条件是“永不相扰”。10月22日，文书落定，大清史上第一桩“皇妃离婚案”尘埃落定。随后，溥仪下令贬她为庶人，以保面子。

而真正解脱的是文绣 herself。北京城很快见到一位自称“傅玉芳”的女先生，踏着旧布鞋，教孩子练钢笔字。她讲起《史记》，声音清亮，学生都爱听。可当“末代皇妃执教”的流言四起，围观者蜂拥，课也上不成了。她悄悄辞职，再度隐居。

抗战爆发后，北平街头满是皮靴与刺刀。警察、地痞闻名而来，有人借钱，有人求娶。她锁门闭户，靠糊纸盒、卖香烟维生，双手被浆糊泡得皱巴巴。岁月悠悠，她的勇气却没磨掉。朋友感佩其坚忍，把她介绍给李宗仁部队出身的刘振东。两人谈了半年，1947年在“东兴楼”成婚。酒席不奢华，来宾却说那是“民国年间最特别的一场喜酒”——新娘曾是皇妃，如今做了自由新妇。

新政权建立后，刘振东坦白过往，获准留在北京清洁队当工人。夫妻俩起早贪黑，日子清贫而平静。1953年9月17日，45岁的文绣因心梗撒手人寰。刘振东用四块木板做了简陋棺木，雇两位伙计扶到安定门外荒地安葬。没有碑，只有一抔黄土。

溥仪在狱中回想，婉容在伪满末路时染上鸦片，流落长春街头，客死异乡——那是一出无尽悲剧。文绣却在民法面前挣来一线光亮，脱离了宫闱纠缠，也逃开了十几年的战乱与傀儡生涯。溥仪当年那句“幸亏她离了婚”，像极了末代帝王的自嘲，更像是对命运无情玩笑的晚来注解。

纵观文绣四十五载，闺阁、深宫、租界、贫市、课堂，她不断转换身份，每一步几乎都靠自己决断。离宫的剪刀、法庭的诘问、街角的吆喝，这些细节让她的抗争不再抽象。她输了富贵，却赢得了做人的底气——这是她给旧时代女子留下的最沉甸甸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