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他推掉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机会，邱会作不解：为什么呀？

1968年12月的一天，京西玉泉山的松林里飘着薄雪，军委办事组临时会议室却灯火通明。林彪、周恩来正在听取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汇报，这是黄永胜进京履新后的首次正式亮相，距离九大召开只剩四个月。外界只注意到他肩上的将星，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思已在翻涌。

黄永胜是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老一团”干部，从新兵起家直到上将，打了多年恶仗硬仗，却鲜少抛头露面。18年广州军区司令员的经历，使他深知“兵者，国之大事”，也深知军中论资排辈的分量。就在这次玉泉山汇报后，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很可能被推到更高的位置。

九届一中全会前，中央成立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任务是酝酿政治局名单。表面上是调研推荐，实则是接收各方压力、平衡各路人马。周恩来说话一向客气，却不藏锋芒；康生见多识广，又常另有盘算。黄永胜夹在二人之间，分量既重又尴尬。他明白，这张表不仅关系到组织名单，更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取舍。

名单初步排定时，常委名额预留七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再加上军方“代表”黄永胜，以及群众组织的象征人选。会议结束后，邱会作走到黄永胜身边，半真半戏地抖了句：“老黄，恭喜啊，这下子要进常委了！”黄永胜却紧锁眉头，没说话。

事实上，这并非黄永胜第一次被推上前台。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因谨慎稳妥被看作“浑身无刺的鲶鱼”，能在各派系间周旋而不受牵连。可这一次不同，常委席位意味着被放到镁光灯中央，意味着面对更复杂的政治漩涡，也意味着将成为下一步斗争的靶子。夜深人静时，他拿出军帽，摩挲那枚将星，心里反倒生出几分寒意。

1969年3月，“三人小组”将终稿送呈首长审阅，常委七人之列依旧写着“黄永胜”三个字。偏偏就在此刻，华北战备进入紧张状态，内外形势异常。黄永胜常年与战场、前沿为伍，对火力凶险的嗅觉极其敏锐，他越来越相信：此时站得越高，风险越大。

4月1日深夜，黄永胜在驻地与邱会作对坐。煤油灯摇曳，两人久无言语。突然，黄永胜低声说：“我不进。”邱会作愣住，“为什么呀？”“老邱，我怕惹事。”短短十个字，字字敲在人心上。作为多年战友，邱会作听明白了——黄永胜自知根基不足，若凌驾于大批老帅之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更忌讳的是一旦再有风浪，常委首当其冲。

第二天，黄永胜口头向周恩来表达了退出常委的意愿。周恩来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也是一种担当。”名单很快作了调整，常委席位让给了江青与张春桥，日后种种风波由此带来连锁反应，而黄永胜暂时躲过了第一道明枪。

外界得知此事后议论纷纷。有人称他“识时务”，也有人斥之为“过于谨慎”。其实从军人立场看，他能把握大局。常委并非荣誉勋章，而是一把双刃剑。唐代名将郭子仪守边有功，尚且自请削职避嫌；黄永胜把战场经验带进了政治沙场，“先生存，后决胜”，并非全无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常委名单更迭后，军队系统的力量平衡仍需校准。林彪为稳定军中指挥链，要求黄永胜坐稳总参谋长之位，由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分领空军、海军、总后。资历较浅的吴法宪曾在内务会上抱怨自己“镇不住局面”，林彪只回了句“有黄总长在，不怕”，暗示黄永胜仍是核心。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龃龉浮出水面。黄永胜作为“林副统帅”臂膀，自然走到风口浪尖，而他当年退掉常委的一念之差，并未真正让风暴远离自己。历史有时开不出后悔药，政治的漩涡也从不因谨慎而留情。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遭隔离审查，被开除党籍军籍，曾经的总参谋长就此沉寂。

邱会作后来回忆当晚的对话，语气中仍有难解的疑惑，仿佛那句“为什么呀？”至死未得圆满答案。有人替黄永胜惋惜，认为他若留在常委，也许会有不同命运；也有人说，命运驱动车轮，个人选择终究在大势面前力量有限。无论立场如何，在那个动荡年代，每一次晋升、每一次退让，都像走过雷区，一步或成就，一步或深渊。

政治局委员的产生，有一套严谨却充满博弈的流程。三十人之内，需要平衡老干部、地方、军队、群团几大块，再加上各派系之间的取舍。名单屡次增删，最后锁定25名委员、候补委员多位。就此看来，黄永胜的退让不过在复杂棋局中挪走一颗子，却改变了棋局的风向。

1969年的春风早已吹散，而那场围绕常委席位的博弈仍常被后人提起。黄永胜当年一句“我不当也不能让江当”，在档案中留下短短几行字，却映照出彼时政治云诡波谲的天幕。历史细节往往藏在个人选择里，这一退一步的分量，后来才逐渐显山露水，让人回味再三。

若干年后，黄永胜被批准保外就医，落叶归根。昔日战友凋零，旧事难谈，那份未曾签署的常委任命书，自始至终没有机会摆在他的案头。有人统计，他一生大小战役七百余次，也有人只记得他在1969年的那一次“推门而不入”。生逢大时代，走到峰巅处转身或许比攀登更难，这是黄永胜的抉择，也是那代人共同面对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