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五大名校检察学专业招生在即，有必要再多唠叨几句

近日，有关方面披露，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五所传统政法院校相继完成检察学二级学科设置的相关程序，并计划于2026年正式招收检察学专业研究生。这一消息在法学界引发了关注。在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宏大叙事下，检察学学科的独立建制似乎标志着某种制度性进步，体现了实务部门与学术机构协同创新的努力。然而，从法学学科固有的特殊性出发，这一动向值得学界以更为审慎和清醒的态度加以审视。

法学作为一门与国家权力运作紧密交织的学科，其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历来是维系学术尊严与法治底线的核心要素。不同于自然科学或一般社会科学，法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指向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其学术结论往往会对制度实践产生即时且深远的影响。正是这种特殊性，要求法学研究必须保持与权力主体之间的必要距离，以确保学术判断的客观性与批判性。检察学以特定国家机关的职能活动为研究对象，该学科的独立建置意味着学术资源、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将围绕单一权力主体展开建制化布局。这种制度设计本身蕴含着将学术生产与特定司法权力运行深度绑定的风险，可能使相关研究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特定司法权力自我正当化的逻辑轨道，从而侵蚀法学研究应有的独立品格。

从知识论的角度审视，学科划分应当遵循知识内在结构的客观规律，而非特定权力配置的现实需求。现代法学体系经过长期演化，已形成以法律部门为基础、以法律现象内在逻辑为纽带的相对稳定的学科框架。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二级学科的划分，依据的是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以及法律关系的性质差异，而非特定机关的职能分工。检察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其运行遵循诉讼规律，其理论基础分布于宪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官制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将检察实务中的诸多议题抽离出来，构建一个独立的"检察学"学科，在学理上似乎难以找到充分的自足性依据。这种以机关职能为轴心的学科设置逻辑，若推而广之，是否意味着未来还需要设立"审判学""巡视学""督查学"等平行学科？如此发展下去，法学知识体系将面临被权力结构碎片化切割的危险，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被人为割裂，最终损害的是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的知识完整性。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检视。法治发达国家虽然也有针对特定司法主体的深入研究，但鲜有将"检察学"作为独立二级学科的先例。德国的检察制度研究分散于刑事诉讼法与官制理论之中，法国的检察理论研究同样嵌入在刑事司法体系的整体框架内，日本的检察论则主要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这种制度安排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检察权性质的学理共识——检察权本质上是依附于审判权的程序性权力，其理论阐释无法脱离诉讼结构的整体语境而孤立存在。将检察学独立建制，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检察权的超诉讼属性，这与比较法上的主流认知存在张力，也可能影响中国法学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空间。

更深层的忧虑在于，检察学学科的独立设置可能带来学术研究的封闭化与定制化倾向。学科建设意味着学术评价标准、话语体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塑。当检察学成为独立的学位授予点，其学术生产将形成相对自洽的闭环：特定的期刊、特定的评价体系、特定的职业通道。在这种结构下，研究者可能面临来自实务部门的隐性压力，学术批评的空间可能被压缩，理论探讨容易沦为政策诠释。长此以往，检察学可能从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蜕变为封闭的部门话语体系，其知识增量将主要服务于特定机关的职能履行与自我证成，而非推动法治原理的普遍进步。这种风险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恐怕并非杞人忧天。

当然，强调检察学学科设置的风险，并不意味着否定检察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更不是反对加强检察理论建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检察制度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才更需要以开放、多元、批判的学术态度加以研究。检察改革的实践经验需要理论总结，检察权的运行规律需要学术阐释，检察制度的问题也需要学界指出。但这种研究应当融入既有的学科体系之中，在宪法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学的框架内展开，与其他学术传统保持对话，接受多学科视角的审视。唯有如此，检察理论研究才能保持其学术生命力与理论创造力。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其要义在于立足中国法治实践，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本土理论，而非进行知识的行政化分割。检察学二级学科的设置，或许出发点是良好的，但其潜在的制度风险不容忽视。法学界应当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在支持检察理论研究深化的同时，警惕学科独立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