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66岁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丈夫是中将，儿子也是中将

1983年仲春的一个清晨，黄浦江面雾气未散，66岁的左英登上市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厅台阶，步伐稳健。会场门口的保安事后回忆：“那位左副主任，眼睛亮得很，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人们只知道眼前这位身形瘦削的女同志医术高超、作风干练，却未必清楚，她的故事早从一个甲子之前就已写下第一页。

把时钟拨回到1919年5月，“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在沪上街头此起彼伏。左英就在这样的风雷声中出生。幼时家贫，她常跟着父亲跑码头，耳濡目染，对世道混乱有了最初的体感。十三岁那年，她在弄堂口看见租界巡捕抽打一名挑担的小贩，回家后闷声掉泪，自言：“总有一天得有人管管这事。”这股犟劲，日后成了她的底色。

1934年，她考进仁济附设的护理学校。那时的女学员多半是带着小资情调来学手艺，她却背着几本进步书刊，常在夜里借着走廊昏黄的灯光抄写传单。护士袍下藏的是救国的急切。三年后“八·一三”炮声让上海骤变火海，仁济医院转为战地医院，她第一次走进临时手术室，血与火的刺激让她彻夜难眠，却没退缩。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炮火中，她结识了手臂负伤的新四军排长刘培善。对方一边忍痛嵌针，一边咧嘴笑：“等打完仗，要请你喝南翔小笼。”一句玩笑，把两个年轻人的命运悄悄系在一起。淞沪会战结束，左英随医疗队辗转安徽、江西。物资奇缺，她用柳枝削成针、把白布撕成绷带，硬是撑起一间简陋的救护所。每当夜色降临，伤兵的呻吟盖过虫鸣，她抱着药箱往返阵地，用沙哑的嗓子喊：“再坚持一会儿！”那股子不服输，让不少濒死战士咬牙挺过难关。

抗战进入相持期，日军封锁愈发严密。左英服从组织安排，暗中在上海、苏南一带联络医护骨干，为新四军筹措药品。几次行动差点暴露身份，她却淡淡地说：“若只顾自己安全，早就回城当小姐去了。”1943年，这支“白袍小分队”扩编为新四军第十师卫生处，她任处长，一年内训练出两百多名战地护士。那批“江南小护士”后来在苏北、淮南突破敌封锁，救活上万伤员，前线将士都说：“有左处长，就有生路。”

1949年春，渡江战役打响。左英押着药船随渡江纵队南下，长江夜色中，炮火把她的侧脸映得发亮。抵达南京后，她顾不上休息，率队接管中央医院。同年秋天，她随军到福州，福建全境解放。海风咸湿，条件艰苦，她却笑称“海味好，正补血气”。不到三年，省卫生厅制度成形、县乡防疫网初具雏形，霍乱被遏，疟疾骤减，百姓口碑远胜官样文章。

1955年2月，刘培善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带着新缝的将星回家，放下制服，冲着妻子直挠头：“你说我这肩章沉不沉？”左英抬手拍拍：“有本事的人，肩上担子理应重一点。”这句玩笑却被两个儿子记了几十年。恰是这份军人担当，潜移默化成家风。长子后来在空军成长为空降兵某部中将政委，次子在火箭军系统同样晋升中将。一门三将星，在军中被当作佳话，却没人敢忘记那背后有位操劳一生的老母亲。

60年代初，左英兼任福建医科专科学校校长。她常带着学生下乡，亲自划船过溪给渔民接生。有人劝她留在省城享福，她摇头：“医生不沾土气，处方就发虚。”文革动乱来袭，她被迫下放，依旧悄悄给重病号搭脉、写处方。1978年平反，组织上派她参与卫生部规划小组。她直言不讳：“基层太薄，城市医院该挤挤身子，让资源多下去一点。”许多后来的改革试点，都能找到她当年的手写意见。

进入80年代，中央决定充实地方人大领导班子。上海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需要既懂医卫又熟悉群众工作的老同志坐镇。1983年2月，左英奉调回沪，出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一年，她66岁，头发已花白，却坚持步行上下班。她在议政会上三句话不离公共卫生：城市污水处理、郊区防疫体系、伤残军人福利……同僚打趣：“左副主任管的事怎么离不开病床？”她笑答：“人吃五谷，总有生老病死，医疗是底线，动不得。”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副主任那六年，她极少出现在社交场合。有人统计，左英全年走访基层的天数超过二百，她的行李箱里常年放着听诊器。多次下到杨浦、宝山的棚户区，为老人测血压、给妇女讲防疫常识，被街坊们唤作“左医生”而非“左主任”。对她而言，头衔只是工具，治病救人是初心，参政议政不过是在更大平台上做同一件事。

1989年卸任后，左英谢绝高规格送别，悄悄回到简陋公寓。记者登门，提出要写专访，她摆手：“年轻人值得写的多了，我那点老黄历，翻出来只想告诉你们一个理儿——能为百姓挡一回寒风，就莫贪一丝凉风。”报道未发，她的平淡语气却在案头流传开去。

2002年冬，刘培善因病辞世。葬礼简单得出奇：一顶旧军帽、一束野菊花、一只刻有军号的皮箱。左英握着儿子们的手低声嘱咐：“别办排场，父亲最怕铺张。”此后，她把更多时间用在帮助复转军人就业、资助贫困医学生上，每月从退休金里挤出一半寄往各地。有人统计过，她晚年资助的孩子超过两百名。

2010年春，左英在上海长逝，享年九十一岁。安葬那天，天有小雨，追悼厅里挤满白发苍苍的旧部、握着拐杖的老病员，还有穿着新军装的青年军官。一个曾被她救治过的老人拄着拐，站在灵前良久，只说了一句：“我们活着，她就没白忙。”现场随即一片默然，雨声落在檐瓦，像是那年长江夜渡的浪花，轻轻拍岸。

过后，有军报发表短评：左英一生，无惊人语，唯有不懈的行；无宏大宣言，唯有行医救国的执著。对许多人而言，这样的坚守，比任何振臂高呼都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