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洪文几次三番催妻子离婚，华国锋得知生气怒骂“陈世美”

1976年4月，北京依旧料峭。夜里，灯光在中南海连成一片，阴影在墙角滑动。高层博弈如同棋局，人人都在等一个落子。就在这当口，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却把心思放在另一件事上——逼妻子崔根娣签字离婚。

表面看，他依然衣冠楚楚，开会、发言、批文件，一派踌躇；转身进办公室，却催秘书给上海打电话，“务必让她早些答复”。秘书领命而去，心中发凉：权力的气味，竟比炭火还灼。

回头打量王洪文的履历，速度快得像坐电梯。1934年生于长春郊区一户贫苦农家，十一岁迎来光复，十七岁报名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956年返乡，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由挡车工一路做到革委会主任。仅用十来年，他便从机器轰鸣的车间走进了天安门的观礼台。

1968年国庆，他第一次住进中南海。毛主席与他谈了足足一刻钟，满意地点头：“工农兵三味具在。”这句评价像通行证，让他在1972年调京学习；1973年又在党的十大一跃成为中央副主席。年方三十九，位列中枢，名义上仅次于主席。

风头之下，家庭变成累赘。崔根娣出身普通，在厂里看孩子，三口上海话说得软糯，放到北京大厅显然不够“体面”。王洪文给自己找理由：干部婚姻要“门当户对”，以后“出访接待不方便”。实际上，他早被社交场上的鲜花与掌声晃花了眼。

“告诉她，这是为她好。”他对秘书低声交代。短句冰凉。一个月内，电话、信件、传话三管齐下，催促一次比一次紧。崔根娣先是惊讶，继而只是摇头。她回函寥寥数行：孩子跟我，你忙国家大事，家里自有安排。字迹娟秀，却像在门口倔强地撑着。

有意思的是，王洪文忙着摆脱糟糠时，局势却急转直下。1月8日周总理逝世，3月叶帅住院，4月初中共中央发文，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明确军委临时人选。文件传到王洪文手上，他看了又看，半晌没出声。那一夜，他在灯下踱步到天明。

9月9日，毛主席病逝。举国同悲，也让政治真空空前扩大。江青、张春桥暗流汹涌，王洪文自觉仍有“转圜空间”，却没意识到自己已成众矢。10月6日晚，怀仁堂西侧灯火骤亮，专案组迅速行动。警卫员推门而入，他本能反抗，高喊：“我要见主席！”话音未落，双腕已被扣上冷冰冰的手铐。

第二天清晨，华国锋向中外记者简短说明情况。提到王洪文强逼妻子离婚的流言时，他眉头紧锁，脱口而出的三个字——“陈世美”——震得屋内空气僵住。旁人事后回忆，那是华总理少见的愤怒。

审讯中，王洪文坦陈多次托人劝妻子“成人之美”，字里行间仍带几分“为你好”的口吻。面对铁证累累，他的底气与昔日激昂一并消散。1977年，上诉被驳回，无期徒刑；审判长提醒他：“历史会记录一切。”他低头不语。

狱中岁月枯涩。节假日允许家属探视，崔根娣总是准点出现，带去两包上海糕点，再带走一床脏被。有人劝她，“何必呢？”她淡淡一句：“他错了，是他的事；可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丈夫。”朴实之语，听来却最重。

长久的抑郁与肝病蚕食了王洪文的身体。1992年8月3日，病榻上的他合上双眼，年仅五十八岁。留给家人的只剩一纸判决书和一串无法兑现的诺言。送灵那天，崔根娣抱着遗像，子女默默随行，无声泪落，了却旧缘。

三年后，崔根娣回到吉林老家投亲。邻里回忆，这位上海口音的老太太清早烧火做饭，夜里抱着旧相册发呆。她极少谈起过去，只在闲聊中轻声叹息：“他是苦出来的人，可惜走偏了路。”一句话，道尽爱恨。

王洪文的名字，最终停在审判记录与史册的灰烬处；而那封搁浅的离婚信，却始终没能变成法律文书。权力的顶端与阶下的谷底，不过十数步之遥。或许，这正是1976年给予世人的冷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