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偶然得知宋庆龄经济困难，叶剑英给彭冲写信：拨给宋点钱

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79年，八十六岁的宋庆龄翻出家里一堆旧物，托人悄悄拿去变卖。翡翠是假的，皮大衣掉了毛，全部家当加一块，不到三千块钱。

消息传到叶剑英那里，他说了一句狠话，随后直接给彭冲写了封信。

一个拿着全国最高一级工资的副元首，为什么会穷到这个地步？

一箱"假翡翠"

1978年年底，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宋庆龄从北京送回上海。

她已经两年没回来了，北京的冬天太干，她的皮肤病一直犯，整个人很不舒服。在她心里，北京是工作的地方，上海才是家。

淮海中路上那幢船型洋房，是1948年蒋介石亲自批给她的，占地四千多平方米，后来成了她在上海的永久住所。

她回来以后发现家里乱得不行，修缮房屋的时候东西被翻得七零八落，很多东西找不到了，她开始亲手整理。

整理的过程中，她翻出了一批旧物——几件翡翠摆件、一箱皮衣皮袍、几个船舰模型、一台老式电唱机。她看了看，觉得这些东西放着也没什么用，不如卖掉换点钱。

她把这件事交给了信任的上海机关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特别交代了一句，悄悄地去办。

李家炽找来了上海的旧货收购专家，专家看完以后，给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论。

翡翠摆件，全是玻璃上涂了颜色，一件真品都没有。皮大衣呢，有的地方皮已经发脆了，有的地方毛掉了大半，收购商根本不愿意收。就算拿去寄卖，这些东西满打满算，标价也不会超过两千五百块。

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以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

你想想，这是谁在说这句话。

这是孙中山的夫人，这是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元首级别的人物。

这是一个曾经在抗战时期，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措了近百万美元物资和上亿法币援助的女人。

她居然沦落到要靠变卖旧物过日子。

让人心酸的是，在这之前，她已经偷偷向上海的朋友借了五千块钱，还正经八百地跟人家保证："很快就会还上。"

后来上海的政府机关了解到这批物品里有孙中山的遗物，考虑到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把东西暂时存进仓库保管。但这件事情本身透露出来的信号，已经足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了。

这里要打一个问号——她的工资呢？

钱去了哪里

宋庆龄的工资，是全国行政级别一级。

这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工资标准。放在那个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几十块钱，她的工资已经是天花板了。按理说，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有国家保障，拿着最高工资，不可能出现经济困难。

但事实就是这样——她几乎每个月都要提前预支工资，每个月的账面上都是赤字。

有人可能会猜，是不是她生活太讲究了？毕竟是宋家出身，从小在美国念书，生活品位搁在那儿。

恰恰相反。

她的很多衣服，不是在旗袍店定做的，而是身边保姆给缝的。她卧室的家具已经老旧得不成样子，有的漆都掉了，好几件家具压根不配套。

她结婚时候用的那面梳妆镜，几十年了还摆在卧室里，工作人员劝她换一面新的，她指了指镜子中间说，这块镜面还能用。

画眉毛呢？她用浸湿的毛笔蘸着宣纸烧成的灰来画。

一个曾经的国家副主席，画眉用纸灰。

那钱到底花在哪儿了？

花在别人身上了。

她在上海和北京各有住所，两边都有保姆和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工资，全是她自己掏。她还长期抚养一位因中风瘫痪的老警卫员留下的两个女儿，视同己出。

她身边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不管是结婚、生孩子、家里有人生病住院，还是老人去世，她都会自己准备一份礼金或者慰问金。

这些零零碎碎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她从来不把这些往外说。

1975年，中央了解到她的经济状况后，批准给她三万元生活补助。她的秘书杜述周不敢隐瞒，专门写信向她汇报了这件事。

宋庆龄很快回了信，拒绝了。不是客气，也不是做样子，她就是觉得不该拿这笔钱。

你要理解她这个人。

孙中山去世之后，宋家的人不是没想过在经济上帮她。孙科怕她在国外钱不够花，给她一张支票，她当场退回去了。

弟弟宋子文更聪明，压根就不提给钱的事，因为他知道姐姐不会收，她自己后来说过："子文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

她在欧洲流亡那几年，没有任何收入，和普通留学生一样租房子住，每天在一家便宜的中餐馆吃一顿饭，靠的就是国民党给的一万元抚恤金。

这种骨子里的傲骨，跟了她一辈子。年轻时候是这样，八十六岁了还是这样。

所以她宁可卖东西、借钱，也不愿意主动向组织张口。

"卖孙中山的皮大衣那还了得？"

宋庆龄变卖家当这件事，最终还是传了出去。

传话的路线有点意思——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沈粹缜，是宋庆龄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叶剑英家的亲戚。她知道这件事以后，告诉了叶家的人。

叶剑英的小女儿叶向真后来回忆过当时的场景，她说父亲听完以后脸色就变了，很不高兴，当场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卖孙中山的皮大衣那还了得？

叶向真说她对这件事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她就在旁边。后来有人问她怎么记这么牢，她说："绝对没记错，在那个时代，我每月才五十六块钱，四万块钱是很大一笔钱。"

叶剑英没有犹豫，也没有走常规的行政流程，他直接给彭冲写了一封信。

彭冲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工作。宋庆龄的上海寓所就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叶剑英在信中指示拨一笔专款给宋庆龄。

这封信的分量在于，它不是一份行政公文，而是一封私人信函。

叶剑英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宋庆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两个人在国家权力架构中是上下级，但在革命历程中，彼此之间的情分远不是简单的行政关系能概括的。

叶剑英的那句话和那封信里头，包含的不只是对"物件"的爱惜，更是一种愧疚——一个为中国革命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不应该落到这个境地。

执行这件事的还是李家炽，他把钱送到了宋庆龄手上。

宋庆龄收到后表示感谢，但接下来她的做法，又体现了一贯的性格——她没有把这笔钱放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了李家炽代为管理，约定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取用。

而且她加了一个条件：必须两个人共同签字才能动这笔钱。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上也有人在为她奔走。

她的警卫秘书杜述周看不下去了，主动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的经济困难，组织上讨论后批准了一万元补助金。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去上海的时候，把这笔钱交给了宋庆龄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且附了一封信，大意是：首长，这笔钱请您一定收下使用，千万不能再退还了。

语气里满是恳求，因为他太了解宋庆龄了——如果不把话说死，她一定会退回来。

两笔钱的归宿

后面的事情，你大概猜不到。

叶剑英安排的那笔钱，宋庆龄确实收了。但从1979年到1981年她去世，这笔钱前后只花了一万多块。

杜述周送去的那一万元呢？一分钱没动。后来工作人员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北京故居里发现了这一万块现金，原封不动。

1981年宋庆龄病重，中央再次决定给她五万元补助费。她知道以后，又一次拒绝了。直到她病危的最后时刻，这笔钱还是被退了回去。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去世。

去世之后，她没有选择安葬在八宝山，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万国公墓，葬在父母身边。

那片墓地不大，不到二十平方米。但这里埋着的，是为中国近代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两代人——

她的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经济支持者；而她自己，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到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用一辈子的时间走完了这条路。

说回那面旧梳妆镜。

那是她和孙中山结婚时用的，摆在卧室里几十年没换过。镜框已经旧了，但中间那块镜面确实还能照人，她说过，能用就不换。

几件假翡翠、一箱掉毛的皮大衣、一面用了一辈子的旧镜子、两笔几乎没怎么花的补助金。这些东西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和她公众形象完全不同的侧面。

她在台上端庄、沉静、微笑。

她在台下节俭、倔强、孤独。

有些人一辈子把所有东西都给了别人。给革命，给国家，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朋友，给那些素不相识的妇女和儿童，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

不是留不下，是她不愿意留。

参考资料： 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宋庆龄的钱》，刊载于《今日中国》（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主管），2013年1月 《宋庆龄的遗产》，《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6月18日 彭冲同志生平及工作经历，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百度百科"彭冲"词条（资料引自新华社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