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中共元老，介绍周恩来和朱德入党，却因书生脾气断送前途

1946年初冬，渝中半岛一片湿寒，53岁的张申府合上《观察》清样，缓步走出报馆。好友低声劝他收笔，他挥手笑道：“劝和无罪。”这一抹书卷气，日后让他付出沉重代价。

把时间往前拨回五十多年，1893年6月15日，河北献县小垛庄书声琅琅。那天清晨，张家诞下一子，取名崧年，后来改字申府。父亲张濂是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家学渊源给他打下了深厚底子。

7岁识《千字文》，10岁啃《诗经》《四书》，少年张申府一页页抄书抄到起血泡，却对科举式默写嗤之以鼻。13岁，他随七叔进京，第一次见识到西学思潮，心里暗暗发誓要闯出传统书斋。

1912年考入北大数学系，原本想钻几何，却在图书馆偶遇罗素《我们的外界知识》，哲学的火苗刷地窜起。从此“数学上午，哲学下午”，同学笑称他“两栖”。他干脆发起“不考运动”，鼓动大家只读书不拿文凭，结果全班只有他自己交白卷，1917年因学分不足被记“肄业”。

也正是那一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张申府递上万字长论文，滔滔阐释西方逻辑。蔡元培拍拍他的肩：“教课就留给你自己证明吧。”由此破格留校，张申府常待图书馆，与李大钊、陈独秀促膝夜谈，“中国向何处去”的话题延烧整个北大。

1919年“五四”怒潮席卷京城，他跟着学生冲上街头，高喊“科学”“民主”。思想的罗盘指向马克思，李大钊称他“北方最活跃的火种”。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骨干，白天编目藏书，夜里抄译《共产党宣言》。

同年12月，他以蔡校长私人秘书名义赴法教学。船舷上，他一连几夜向同行的刘清扬介绍苏俄新政。到了巴黎，两人火速建立旅法小组。1921年春，周恩来敲开他们的小旅馆，三人激辩到深夜。周恩来沉吟片刻说：“入党手续怎么走？”张申府端茶一笑：“两位介绍人，这不正凑齐了？”于是，巴黎支部迎来后来叱咤风云的周恩来。

1922年3月，他们转赴柏林。德国通货膨胀厉害，面包日涨三次价，却挡不住革命者的脚步。朱德此时旅欧求索，他找到张、周，开门见山：“我要入党，同去中国做事。”张申府考问多日，确认其真诚，遂与周恩来共同签字。朱德多年后回忆，“那晚柏林旧屋里一盏小灯，把我的人生彻底点亮。”

1923年底回国，他应李大钊之邀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兼蒋介石英德文翻译。廖仲恺请他举荐留法精英，他写下一张15人名单，第一位便是周恩来。黄埔一期结束，周恩来成了政治部主任，张申府的伯乐之功被广为传扬。

然而，书生脾气终究难掩。1925年中共“四大”，他对纲领细节争得面红耳赤，一怒之下递交退党书。李大钊劝道：“党内争论是常事。”他摇头，坚持留下一句承诺：在党外也要与党友好合作。此举成为他政治生命的第一个拐点。

退党后，他辗转暨南、北大、清华讲坛，笔锋直指时弊。“九一八”后，他在课堂怒斥南京当局的不抵抗，学生掌声如雷。1935年牵头“一二·九”运动，终被军警逮捕。冯玉祥把他保出来，但各大学却以“煽动闹事”为由不再聘用。

抗战全面爆发，他奔走南京、武汉、重庆，组织座谈、撰写宣言，协助筹建民盟。延安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致信相勉，并寄来刚付梓的《论持久战》，称赞他“赤诚可鉴”。这一度让他重拾信心。

可惜战争末期，他再次显现罗素和平主义情结。1946年3月，他在《观察》刊发《呼吁和平》，主张国共立即停火。其时解放区节节胜利，这篇文章被民盟痛批为“软弱主义”。同年11月，民盟宣布开除他名籍，舆论压力蜂拥而至，连远在东北的刘清扬也登报与他离婚，“老友反目”一时成了茶馆话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没有忘记昔日引路人，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张申府精通英、法、德文，购置海外典籍如数家珍；同时承担古籍采编，为馆藏补上不少珍本。公开场合，他极少谈政治，只埋头书堆，偶尔自嘲“此生终究是个看书人”。

1979年，86岁的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当年那篇《呼吁和平》，有人提及，他轻声回应：“爱好和平无错，时机判断却大错。”短短一句，总结了自己半生沉浮。

1986年6月20日凌晨，张申府在北京医院静静逝世，享年93岁。人民日报讣告称其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追悼会当日，花圈层叠，邓小平题名其上。传奇书生的命运由此落幕，留下的是交织着理想、倔强与遗憾的历史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