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辛亥革命

◎矗立于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之前的孙中山铜像

这座矗立于此的铜像含义很深。孙中山与武昌起义并无直接关系，也没有参与鄂军都督府的建立，但之所以将孙中山的铜像矗立于此，是为了说明武昌起义的精神领袖是孙中山。

现行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历史叙述是1920年代国共合作推动北伐战争期间形成的，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认可，而且，对历史的这种共识也正是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一。所以，时至今日，尽管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关于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叙述却大同小异。

这种历史叙述实际上也是一种胜利者的历史叙述（因为“北伐”的胜利使国民政府成为战胜北洋政府的胜利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切胜利者历史叙述的特点：

（1）夸大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

（2）夸大对手的罪过；

（3）对于对手真正的技术上的失误予以漠视。

于是，在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叙述上，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律先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讲起，将辛亥革命视作是自1895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不懈努力的逻辑结果。对于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内部四分五裂和武昌起义的自发性则尽量不提。对于革命后，为何政权最终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则归结为袁世凯的奸诈和革命党的幼稚，指斥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进而甚者，对这场革命作出矛盾不堪的评价：先胜而后失败！

这种叙述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夸大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作用，把这场实际上已不在他们掌握中的革命硬性安排在他们的名下，自然就无法解释何以袁世凯最后成为形势的主宰者。

（2）夸大了清王朝和袁世凯的罪过，无意中掩盖了革命发生的真实原因和袁世凯最终能掌握政权的真实原因，也掩盖了革命党失败的真实原因。

（3）对于清王朝晚期施政方针缺少技术性的总结，没能从一个政权的倒台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胜利者撰写的历史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所难免，因为他们撰写历史时，还身陷于历史的漩涡之中，历史是他们革命合理性的论证，自然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而，一百年过去了，当时的革命者已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角色已由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对他们来讲，历史的主要作用已经不再是论证自己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承认这种合理性的前提下，为自己长治久安的执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时他们便会以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被自己推翻的反动政权：清王朝、北洋政府，更多地从这些失败的执政者身上吸取教训。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对于这场革命的重新思考的，希望我们的思考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客观。

1 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辛亥革命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

自1895年成立兴中会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十七年间，孙中山组织领导了十余次起义，均遭遇失败，离武昌起义最近的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是1910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到武昌起义前夕，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分崩离析。武昌起义完全是由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发举行的，在组织上与孙中山和同盟会并无直接关系。其后发生的各省的响应武昌起义的“独立”风潮，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会员参加，但那几乎全是个人行动，而非同盟会总部统一安排下的有组织的活动，孙中山本人也是通过国外的报纸，而不是内部的渠道得知国内发生了革命的消息的，而且在革命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孙中山和各省的“革命者”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组织上的联系。

上述事实说明，以武昌起义为起点，得到全国各省响应，最终导致清帝逊位的辛亥革命，实际上不是由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既然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革命的领导者，那么在革命后的权力瓜分中最终落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墓

1911 年 4 月 27 日 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其中有72位烈士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因而这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位于广州市先烈路。1918年，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为了纪念这次起义的死难烈士，捐资修建了黄花岗烈士陵园。

2 革命党起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尽管孙中山和同盟会不是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者，但他们对革命是有重大影响的。

首先，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长期活动，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的新军军官和士兵，这些人的革命理念是来自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其次，各革命团体都把孙中山看作是革命的精神象征，都号称是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感召下革命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原名孙葆江，是武汉人，和孙中山没有亲戚关系，他所参与组建的共进会，其实是不满孙中山的革命路线，独立于同盟会之外另建立的组织，可他为了提高号召力，却改名为孙武，对外谎称是孙文（中山）的弟弟。

正是由于孙中山具有这种革命的象征符号的作用，所以，在革命发生初期，各省分散的革命力量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达成共识，以这个符号式的人物充当他们共同的领导者——临时大总统。但符号终究只是符号，当大局已定，真正能掌控局面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便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孙中山。

3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起义为何总是失败

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过十余次起义，为什么都失败了呢？

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是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二是主观的技术路径选择方面的原因。

先说客观情势方面的原因。任何革命，总是由少数革命者率先发起的。孙中山把人分成三种：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认为他本人和革命党人就是先知先觉者，这种人占人类总数很小一个比例。那些顽固的反动者和一些智力上的残障人士都可称为不知不觉者，这种人也是人类中的少数，对这种人再怎么教化也是无用的，只能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最大多数的是后知后觉者，就是广大的智力正常，但认识问题稍微晚一些的群众。革命就是要由少数先知先觉的革命者动员起最大多数的后知后觉者，才能取得成功的过程。

由于他们是先知先觉者，而且是少数，所以在他们刚开始鼓吹革命、组织起义时，就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们，更没有人追随响应他们，也就是说，在客观上，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势。所以，他们的起义很容易被镇压，流于失败。这恐怕也是很多先知先觉者共同的命运，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很可能就意味着是行动上的失败者。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

孙中山要革命，不能一个人革命，也不能只靠着杨衢云、陆皓东、陈少白三位好友去闹革命，他得想办法动员起一大帮人跟他一起去革命，动员谁呢？

在孙中山下决心以推翻清政府这种革命方式来改造中国的时候，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开明派官僚是不会卷入革命的，他们是高官，聪明能干的慈禧太后让这些同样是出类拔萃的官员们觉得大清王朝是有希望的，能在清王朝的权力框架内解决一切中国面临的问题。孙中山不是没有动员过他们，笔者不是指1894年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上书，而是指1900年在北方出现义和团动乱时，孙中山与李鸿章通过中间人谈判，策动两广独立的事件，那次李鸿章已经有些动摇了，只是后来慈禧太后及时转向，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政策，所以这个方案才“流产”了。

那些跟着开明派官僚一起办洋务的开明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也就是历史教科书说的早期改良思想家），也是不会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这些人不是不懂中国需要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是来自这些人的启蒙，但是，这些人不是知行合一的理想主义者，而是首先要过好个人小日子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从容地周旋于中国官僚和帝国主义商人之间，过着优哉游哉的安逸生活，革命嘛，作为一种新鲜的理念说一说是可以的，直接投入到可能被砍掉脑袋的血雨腥风中，他们是不干的。

去动员康有为、梁启超这类读书人、知识分子呢？同样是死路一条，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挤在科举独木桥上的“高考大军”，他们所幻想的是一朝中榜，暮登天子堂，靠报效朝廷去兼济天下。有谁敢和这种不仅要造反，而且要拆掉“科举独木桥”的疯子打交道呢！（顺便说一句，笔者对康有为的评价极低，和梁启超不同，这个人本质上始终就是个皇权主义者，对于世界新潮流，他从来没有给予真正的理解。）

去动员那些受苦受难、老实巴交的农民吗？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些祖祖辈辈受惯了压迫的人，对于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懵然无所知，跟这些人去讲革命、造反，会把这些人吓着的，反而会把你当作乱党交给官府。

孙中山只能去动员这个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反叛者——会党。所谓会党其实是这样一些政治组织：他们在政府权力管辖不到或无法管辖的领域内，以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维持着某种权力控制关系。由于他们的暴力行为是非法的，所以，在明面上，政府要镇压他们，他们也反叛政府。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存在，也确实替政府做了一些政府想做又无法做的事，所以，政府对他们的存在往往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于这种半明半暗的存在方式，他们也被称为秘密社会，在民间的老百姓眼中，这些人是敢和政府对着干的好汉，或者说是横行霸道，不听政府招呼的恶棍，总之，这些人是敢犯法、敢杀人的主儿。清末秘密社会很多，存在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四川的袍哥，很多就以农村自卫团的形式出现，正常情况下帮助政府催粮要款，一旦本村的粮款负担不公平了，便以本村父老代表的身份，到政府出头抗粮抗捐。城市里的秘密社会则经常经营赌博、贩毒等营生，或者是维持市场秩序的打手队伍，比如广东的三合会、湖南的哥老会就是如此。

孙中山之所以在革命初期和前期以会党为主要动员对象，那是因为，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只有这帮人才敢去犯法、杀人，干铤而走险的事情，只有这帮人才不讳言造反，敢和他结盟。而且，这些人已经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动员起几个头目，就能带起一帮喽罗，动员效率较高。

但在本质上，会党（秘密社会）其实是一个非法的经济组织，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就是因为他们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获得的经济收益，可以长期维持组织的存在。换句话说，每个会党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绑成一个锅，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去捞钱。

基于会党的这种特点，孙中山动员他们的办法也非常简单：以金钱收买。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方式就是从海外华侨那里募捐筹款，然后再回国雇会党造反。会党的办法也很简单，拿到钱后一哄而散，并不真去干造反、打天下的事。只是少数几个会党首领有点行动，但因缺少会众响应，很快散伙。这就是孙中山屡次起义失败的真实原因之一。

孙中山之所以选择会党，是在革命前期，无可奈何的选择。当时还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新军，袁世凯虽然在1895年就开始编练新军，但控制得很严，孙中山渗透不进去。1905年，大规模的海外留学生出现，特别是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出现，孙中山才有了影响新军的渠道。但是，他对新军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新军毕竟是政府办的，加入新军的人，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其本来就是为了保卫政府、获得个人发展而来的，直接愿意按孙中山他们想法干的人并不多。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是，当时留法的学生汤芗铭等人，开始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鼓动，写了誓书，按了手印加入同盟会，但后来又反悔了，潜入孙中山所住宾馆的房间，把誓书又偷了回来。就是这位汤芗茗，在武昌起义时，听从他哥哥汤化龙的建议，率领前来镇压起义的海军，宣布起义。说明他之革命与否，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形势的判断，与孙中山的动员无关。由于对于新军的影响有限，所以，孙中山只能继续依赖会党，当然也就只能继续失败。

仔细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孙中山的失败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他在海外与康有为等保皇党的斗争中落入下风，那不是道理上讲不过对方，而是康有为手中的资源实在强过于他。当时康有为以光绪皇帝的顾命大臣自居，试想，在海外华侨心目中，光绪皇帝毕竟是一个大帝国的皇帝，有朝一日慈禧死了，光绪真正掌权，康有为一定回国当首辅大臣，有这个大臣在国内做靠山，谁办事不方便一些，所以，海外华侨多数都支持康有为，给康有为捐款。

再比如那些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是回国当政府的高官呢，还是跟着孙中山造反？回国当官是条现实的路，跟着孙中山造反，虽然有道理，但前途难卜。所以，海外那些留学生虽然也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活动或接触过孙中山本人，但铁了心跟他闹革命的人并不多。这些人后来卷入革命，实在是客观的情势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他们的选择所致。

总结上面的话，可以得出以下简要的结论：

（1）孙中山以会党为革命路径，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会党的两面性是孙中山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孙中山虽然也影响到了新军，但影响不深，所以，在孙中山领导的会党发动起义时，新军按兵不动，没有响应。

（3）新军的革命化是后来的事情，其中另有原因。

◎孙武

孙武(1880-1939），湖北人，原名孙葆江。1896年考入武昌武备学堂，1900年参加唐才常汉口自立军，被推为岳州司令。1904年9月赴日陆军学校学习。1905年11月归国。加入武昌日知会。1908年8月与焦达峰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不久被推为湖北主盟，回鄂策划革命。1909年编会党为五镇，旋赴梧州参加起义，事败退居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被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推为主席。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1912年3月，自行引退。1915年12月，任参政院参政。1922年，鄂督萧耀南委其为汉口地区清查督办。1926年夏，任湖北地区清查督办。北伐军抵武汉后，孙退居北平。1939年11月10日，孙武病逝于北京。

◎杨衢云

杨衢云（1861-1901），福建海澄（今厦门）人。出生于广东东莞人，中国近代革命家，1890年于香港创立最早的革命组织辅仁文社，并为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负责策划广州起义。

1900年，杨衢云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后，回到香港，于上环结志街五十二号设私塾辅仁文社教授英文以养妻儿。 1901 年 1 月 10 日 杨衢云于中环结志街52号2楼寓所（其私塾）内被刺杀，大多数的说法是清廷派的人所为，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次日，杨衢云施救无效逝世，安葬于跑马地香港坟场，并立有无名碑，碑上只刻有编号6348。

4 辛亥革命的真正力量是新军、官员和士绅

梳理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来各省响应革命的全过程，会发现，发动辛亥革命并推动其取得成功的并不是孙中山与同盟会，而是各省的新军、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正是这些本来的国家政权柱石的倒戈，才使得清廷垮台的。（详情见下表：《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情况简表》）

如果不是这些人卷入，仅凭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力量是根本推不翻清政府的，道理很简单，这些人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行政力量和财政力量，或者说他们就是国家机器本身，皇帝和朝廷只不过是由他们支持着的一个表面的象征物，这些人一旦反水，想换一个朝廷或皇上，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所以，这场革命更像是一场政变，“烈度低”是正常的。

现在，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来了：

第一、为什么作为国家权力柱石的军队、官员和士绅反而变成了推翻中央政府的革命力量了呢？

第二、在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发起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便被镇压下去，以致于起义的领袖黄兴悲观地认为，五年之内，再也发动不了这样的起义。可是，时间仅仅过去不到半年，形势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便引起全国响应，不到一个月，宣布独立的省份竟达十四个，这是为什么？在1911年4月底到10月初这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导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好，我们下面就将详细回答这些问题。

◎陆皓东

陆皓东，广东人，近代民主革命者。1895年他协助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决定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为掩护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当庭奋笔疾书，痛斥清政府腐败、投降卖国。1895年11月7日英勇就义。孙中山后来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

◎陈少白

陈少白（1869-1934），广东江门人，与孙中山、尤列和杨鹤龄被清政府称为“四大寇”。1895年入兴中会，1897年赴台湾设立兴中会台北分会。1900年奉孙中山命回香港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为了宣传革命，他还成立了“采南歌”、“振天声”、“振天声白话剧”等剧社。遗作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要别录》等文献。

5 革命原因的“连环套”

要想真正理解导致辛亥革命的原因，首先，我们要把握两个基本的思想出发点：

1、造成这场革命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和瞬时的，而是有个漫长而悠久的积累过程，是远因加近因、旧因加新因的叠加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考察各种原因形成的具体过程，才能说明白问题。

2、造成革命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者，如革命党、新军、立宪派士绅等；另一方面也来自官府，特别是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是这两方面的思想和行为互动，最终激发出革命的，过去的历史研究对革命党这方面讲得很多，对清廷中枢政策对革命的作用讲得太少，如今，笔者希望能均衡一些。

好吧，先从革命的远因讲起。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清王朝自道光皇帝以后的时期，清王朝面对着内外两种威胁：

1、内部威胁：满族官员，特别是皇族成员的堕落

从清王朝的中后期开始，满族人即旗人子弟已丧失了其开国时期的进取能力。由于他们享有特权，生下来就享受国家俸禄，不事劳动，也不愿意再打仗，所以，堕落成游手好闲、只知享乐的公子哥儿，再也没有能干的官吏、勇敢的士兵，这是由于满族人曾是胜利者的特权造成的。任何一个族群，如果孩子从一生下来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特权生活，那是都会堕落的；可是，一切人群努力奋斗的目标又都是让自己的子孙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安乐日子。这是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这一代成功努力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后代堕落失败，这便是历史上一切曾经强大过的国家又转入堕落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掌权的皇族人才也凋零得十分严重，自道光朝以后，清皇室爱新觉罗氏一族再就没有诞生出一个杰出的男性，朝政只能由这个家族的姻亲人物慈禧太后来把持。可以说，慈禧太后是整个皇室中最优秀的人物，她把持朝政近五十年，基本上能控制住局面，但她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生的。各国、各朝、各代的皇族最后都会出现人才凋零的状态，明显的表现就是生不出来智力上和品德上都优秀的人物，甚至连身体上健康的人物都生不出来了。清代中后期的那几个皇帝，身体都不好，咸丰、同治、光绪，直至最后的溥仪居然连生育能力也没有了。皇室家族人口先天素质的退化是受某种遗传学规律支配的，对此，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我们能观察到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有人对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评价较高，认为是慈禧太后阻挠了变法，如果让光绪皇帝亲政，一定会干得很好，能挽救大清王朝的覆灭。对此，笔者不以为然。从实际情况看，光绪皇帝是位体力和智力都比较孱弱的一个人，至少在他和慈禧的权力斗争中，他已经亲政了，还被慈禧给赶下来了，这说明他缺少政治才干。想当年，英明圣武的康熙皇帝还在十五岁时，就自己夺回权力，一个连权力都不会掌握的皇帝能治好国吗？而且观察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所作所为，除了推出一系列缺少实施条件的改革方案外，就是卷入了完全没有必要的人事权力纠纷之中，由此可见，光绪皇帝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物，如果真完全按他的性子治国，大清王朝可能崩溃得更早一些。

2、外部威胁：西方文明的崛起和列强的侵略

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世界已完成了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携新技术带来的坚船利炮，西方列强扩张兵锋直抵中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凡是强者必然扩张、必然侵略、必然要征服世界，这是天理：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先进就是能打过别人，强者就是宰割弱者；落后就要挨打，弱者就要被宰割。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崛起的西方诸国，远不是中国历史上周边曾经崛起的那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尚武民族，如蒙古人和强悍期的满人等。西方列强不仅有坚船利炮之类的强大武力，有征服全世界的雄心和意志，更有一整套从社会制度到经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礼仪等完整的新文明体系。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威胁不仅在于剥夺它的主权、侵略它、瓜分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摧毁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文明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一切文明礼仪制度，甚至传统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才惊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针对上述两种威胁，极富政治才干的慈禧太后采取了两方面适应性的对策：一是看满人不行，就重用汉人；皇族不行，就倚重大臣。二是发起一系列的适应性改革，应对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

清朝重用汉族大臣是从慈禧太后开始的，正是因为重用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汉族大臣，而且允许这些汉人建立新军队，这才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稳定了政局，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局面。也正是因为重用了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开明派的汉族大臣，慈禧太后才推动了一系列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

慈禧绝不是个保守平庸的人物，李鸿章意识到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慈禧也意识到了，也有着同样的敏锐。所以，清代中后期的一切学习西方的改革，都是在她的同意下才可能出现的：搞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修建铁路，建立电报局，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直到最后的立宪法改革，无一不是她推动进行的。就是戊戌变法，一开始她也是同意和支持的，而且李鸿章、袁世凯等重臣也是支持的。只是后来，幼稚无知的光绪皇帝和缺少政治头脑的康有为闹得不像话，要不顾后果地发动宫廷政变的情况下，慈禧太后才在大臣们的支持下重新垂帘听政的。但是，赶走了康、梁之后，慈禧太后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1900年以后她主持的清末新政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但是，上述这两方面应对措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重用汉族大臣，导致权力的天平向汉族大臣和地方官员一面倾斜，到慈禧当政的后期，地方上的汉族大臣完全可以和中央朝廷分庭抗礼了，如果“中央”的政策不对，地官督抚们就敢拒不执行。最突出的例子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当时，慈禧太后在北京支持义和团的排外行为，对八个西方国家同时宣战，但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宣布他们所辖的省份自保安全并镇压义和团，不参加朝廷对洋人的战争，这相当于中央政府对外宣战，可地方政府却宣布恪守中立一样。对这些明显抗命的举措，慈禧并没有追究责任，反而因为这些人保住了她后来与洋人可以谈判的地位，而继续重用这些大臣。这个事实说明，当时已形成皇太后（皇帝）和汉族大臣，特别是地方大臣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格局。

重用汉族大臣的另一个后果是汉族人民的民族主义抬头，排满言论日益强劲，越来越多的汉人士子把国家衰亡的原因归结为满人的堕落与无能，鼓吹只有推翻满人的统治，中国才可能有新的前途。正是在汉族官员的默许下，排满言论才散布于新式学堂，进而渗入到官府和军队的。对于社会上逐渐弥漫起的反满情绪，慈禧太后也做了适应性的改革，1907年9月27日，她下达一道谕旨，取消旗民的特权地位（当时全国在籍的满人和蒙古人旗民共约有500万人），让旗民和汉人一样自食其力。而且稍早些时候，1907年8月10日，慈禧太后发布谕旨，允诺在任命政府各级官员时不歧视汉员，在法律面前汉人享有平等的待遇。慈禧太后的这种让步政策，虽然得到了一部分汉族官员的拥护，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升迁机会，但并没有完全消弭社会下层如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的排满情绪，原因在于取消旗人特权的过程较为缓慢，而大多数的下层汉人并没有从取消旗人特权方面获得好处。

而在学习西方文明方面所推出的改革措施，引出了更多的问题，甚至就有直接培养出了新的革命力量，最突出的措施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和新式军队。建立新式学堂，就要引进新的教学内容，那么，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理念自然就进入了官方的教育体系，教育出对于国家权力关系完全持有不同看法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要建立新式军队，就要有受过新式教育的军官来指挥管理军队，这些军官要靠国内的各种新式军校培训，都要接受新的政治理念和军事理念。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军官，直接与革命党人就有组织上的接触。这些人进入军队后，促使了整个新军的“革命化”。由于废除科举制，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没有了进入权力体系的渠道，而1905年以后的立宪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使他们尽快地分享国家权力，于是日益激进地推进立宪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的失败使得立宪呼声陡然高涨，舆论的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士绅们开始组织各种立宪团体，慈禧太后也顺应舆情，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一批开明派的官僚，如张之洞、袁世凯也纷纷上奏折支持立宪改革。

扯远一点，近代以来的中国，处于日益急迫的外部列强压力之下，精神也变得日益浮躁不安，各界人士已清醒地意识到凭借自己既有的一切传统资源，已经无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他们完全丧失了对自己创造能力的自信，急不可耐地将目光投向国外，试图从别国经验中寻找到一条救中国的快速通道。和一切丧失了自我思考能力的民族一样，在晚清末期，那些关心国事的先进分子，对一切外国的成功经验在浮皮潦草的浅薄理解基础上，都寄有极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只要跟对了路子，一夜之间就可以使这个国家强大起来。1905年前后，完全是“以日为师”，政制、军制无不如此，于是，大批留学生涌入日本学习先进的“立宪强军”经验。1921年前后，又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俄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思想又紧急转向，变为“以俄为师”，又是一轮留学狂潮。实际上，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能战胜俄国，是多种复杂原因导致的，远非“君主立宪”那么简单，这种看上去很美的君主立宪制度也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否则，何以日本又在二战中失败了呢？事实证明，无论是“以日为师”，还是“以俄为师”，都带着太多的急切浮躁，也都没有走出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中国的真正强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创造出了基于本国国情，同时参照世界先进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原创智慧，才能拯救自己，一切外国的经验仅且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我们对于历史上“以日为师”和“以俄为师”时产生的思潮与行为，一定要给予全面准确的理解，它们既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中国出路的真诚努力，但同时也把中国引上了又一段弯路。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结上述内容，晚清面临的内外两大威胁是革命的远因、旧因、根本原因；而清廷为了应对这两大威胁采取的改良措施则是革命的近因、新因、直接原因。在这层层相套、互激互生的原因作用下，新军、官员和士绅这三大国家政权的支柱群体转向“革命化”。

在上述三个群体中，新军的“革命化”最为突出。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北方新军段祺瑞的例子。1888年冬到1900年冬，段祺瑞曾到德国柏林留学，回国后被袁世凯延揽到天津小站，帮助编练新军，任炮兵统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陆军的第一任炮兵司令。1901年11月，为避八国联军入侵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銮驾返回北京，按照惯例，沿途迎驾的军队都要行跪拜大礼，跪迎跪送。当时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段祺瑞为其麾下军官，当两宫銮驾行至段祺瑞所负责迎接的地段时，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迎接方式。只见全军将士持枪列队，整装肃立，在道路两旁排成方阵。当24面龙旗开道的御驾到达时，新军一齐鸣枪致敬，击鼓吹号。随着段祺瑞一声令下，士兵们同时举枪立正，致以军礼，动作整齐，庄严肃穆。段本人全副戎装，腰挎军刀，挺胸昂首，以标准的军人姿势走向御驾，立正、敬礼。段祺瑞的这一举动，让随驾的王公大臣们惊在那里，圣驾到了，居然敢不下跪，简直是大逆不道。随驾的载沣就厉声责问段祺瑞：“见了两宫圣驾为何不下跪？”段祺瑞回答说：“我统领的新军是按德式操典训练的，据操典规定，军仪乃最高礼节，故以此迎接圣驾。”载沣心中很生气，再责问“强词夺理，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属下是按操典规则行事”。“大胆！”载沣和段祺瑞的争执惊动了轿中的慈禧，了解清楚情况后，她传下话“新练之军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于是，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第二个例子是南方新军李根源的例子。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朱德元帅曾在这个学堂就读）。1910年4月，法属越南到云南的铁路竣工，激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首列火车抵达昆明时，李根源眼看中国维护主权和铁路权益的努力再次失败，感到羞愧难当。讲武堂给学员放假一天去看这列火车，并要求他们写观后感。一名教习看着首次开到昆明的这趟列车，悲愤交加，忍不住当场失声痛哭，随他前往的学员们也饮泣流泪。

从上面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清末新军革命化的特点：

1、新军“革命化”的范围非常广阔，不仅南方的新军有了“革命思想”，同时北方的新军，包括袁世凯控制的嫡系部队北洋军中，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革命思想是经由段祺瑞（当过镇统，相当于中将师长）、李根源（军校校长，也相当于少将军衔）这样的高级军官向下级军官和士兵普及下去的，这一点很厉害，军队是一个垂直命令的体系，高级军官如果有了革命思想，并以现成的管理体制向下普及的话，效率极高，远远胜于革命党通过社会渠道由外向内的渗透。

2、促使新军“革命化”的两个切入点是非常感性化的，而且是由留学国外的军官带进来的，一个是个人人格的独立，一个是国家主权的独立。这些留学海外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发现国外的军人已是独立的公民，绝不会再向任何个人行双膝下跪这类有伤个人人格的礼节，而且意识到，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军人才能建设新的国家，这正是段祺瑞拒绝向慈禧圣驾行跪拜礼的真正原因，而这一观念在新军中是很普遍的，连后来就任清廷陆军部长的满族亲贵荫昌，也规定在陆军部内，一律废除下跪作揖的旧礼仪，官员不分大小，一律互相行军礼。

在当时欧美及日本的国家理念中，军队是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独立的柱石，不是对内镇压人民的工具。当时中国主权不独立，筑路、开矿这些事情都被外国人包办了，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由自己人建设自己的铁路，这是国家没有主权的结果，作为军人不能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的火车开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这是军人的耻辱，所以那些优秀的军人才会失声痛哭。试想，如果让这样一支军队，端起枪来去镇压国内那些为了争取自己修建本国铁路而请愿的老百姓，他们能去吗？不造反才怪呢！

可偏偏就有糊涂虫派新军去办这种事了。载沣当上摄政王后，听从了盛宣怀的建议，要收回全国铁路修建权，并将其交给外国人，由此激起川、粤、湘、鄂数省的保路运动，以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最大。载沣丝毫不了解新军将士真实的思想状态，居然命令端方带领湖北的新军入川镇压保路群众，结果，武昌新军起义，入川的新军在路上杀死了端方，提着他的人头向川民宣示：绝不镇压保路群众。载沣此举成为引爆积郁已久的革命情绪的触发点。

从公开身份进行统计的结果是：总计138人；新军85人；立宪派7人；其他及不详46人。

从政治面貌进行统计的结果是：总计138人；同盟会58人；立宪派7人；会党5人；其他68人。其中具有同盟会身份，同时公开身份是新军的人物仅有27人。

综合上述情况，发动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新军，尽管同盟会会员也有不少，但是绝大多数却是普通会员，不是同盟会的领导人，说明作为组织系统的同盟会，并未对起义的发生起到直接的领导作用。当然，有这么多同盟会员参加起义，也说明了，同盟会的活动为起义准备了思想基础。

◎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昆明，历史遗迹不多，位于翠湖西侧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其中重要的一处。2011年5月底，记者曾前往参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讲武堂并不大，由各长120米的楼房围成一个方形的四合院，院内为操场，乍看之下，如果不是房子老旧，你会以为这是现在的一所中学呢。但实际上，在创办时它就是与东北讲武堂、北洋讲武堂齐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后又与黄埔军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比如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朱德、叶剑英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云南讲武堂于1909年由当时的云贵总督锡良创办，李根源任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教官多为留日归来的、具有新思想的军人，如李烈钧、唐继尧、罗佩金等，有不少还是同盟会员，一时革命思想活跃，曾被认为“虎大伤人”险些被解散，幸亏当时接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出面支持，他说，云贵总督可以不当，但讲武堂不可不办。云南起义之后，李经羲没有被杀，而是被蔡锷等人礼送出境，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蔡锷虽然没有直接在讲武堂任职，但却和讲武堂有着密切的关系，讲武堂最初的学生主要来自于新军第十九镇和巡防营中的下级军官，而蔡锷当时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虽表面上从不宣扬革命，但在实际上还是默许和保护了革命党人的活动，后来讲武堂中的学生大多参加了云南新军起义。辛亥革命之后，蔡锷下令改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了战功。

1938年，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按黄埔军校系列，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1945年停办。

1988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根源

李根源（1879-1965），祖籍山东青州，生于云南腾冲，近代名士、国民党元老。李根源1898年中秀才，1903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

6 改良与革命的转换

1、关于革命的“假性原因”

关于辛亥革命的原因，我们习以为常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1）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拒不接受西方先进的文明，顽固地维持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从而导致革命。

（2）满清王朝末期，阶级压迫严重，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民众铤而走险，民变蜂起，这是革命的重要原因。

（3）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集团，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统治，拒绝进行真正的民主宪政改革，这是革命的重要原因。

以上三种说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守旧导致革命论”、“民生失败导致革命论”、“专制导致革命论”。

这些说法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持这些说法的人，也能找出一些论据来支持其观点，所以风行甚久。但是细究起来，均是似是而非之论。

临床医学中有个术语叫“假性症状”，意思是说某些人的症状反映和某些疾病的反应一样，但实际上却不是该种疾病引起的，比如假性近视、假性胰腺炎、假性糖尿病等等，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其对应的“假性疾病”，比如血糖升高，是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指标，但血糖升高的原因很多，如果不是胰岛功能下降引起的血糖升高，在临床上可能会表现出与真正的糖尿病患者一样的症状，但其实际病因不是糖尿病。在临床医学上区分“假性病”和“真病”的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这直接决定着用什么治疗手段去治病，如果诊断错了，把假病当作真病去冶，很可能把好人治成坏人，活人治成死人。

借用这个医学概念，我把上述关于革命原因的判断称之为革命的“假性原因”，因为它们一方面确实反映出了革命前夕的一些社会现状，但另一方面，则完全偏离了革命的真实原因，如果按照这些“假性原因”去理解革命的话，那么将会丧失对造成革命的真实原因的把握，这意味着没有从过去的革命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随时可能再蹈覆辙。

实际上，发起辛亥革命的新军将士，不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才革命的。当时新军士兵的官饷每个月在4两银子以上，是旧军即巡防营士兵的一倍，军官军饷就更高了，属于社会上的“中高收入阶层”。可发动革命的是这些高收入的新军；而维护清廷、抵制革命的却是低收入的巡防营；响应革命的官员和士绅更是那个社会的豪门显贵，“既得利益者阶层”。所以说，因为生活所迫，至少对辛亥革命来说，不是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摄政王载沣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当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使用专制手段，但如果和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相比，载沣哪是专制，是比开明君主还开明的人了!可是真正专制的康、雍、乾时期为何被称为盛世，而开明、民主的清末新政，却导致革命了呢？事实上，世界上一切国家发生革命时，当时当政的国王均不是那个国家最专制的君王，而是那个国家在整个当政时代最为开明、最不专制的国王，当然也是最软弱无能的君王，因为无能，他无法履行一个专制君主的职能了，可是又扎着专制君主的架子。法国革命前的国王路易十六、俄国革命前的尼古二世沙皇，都是这样的人，和载沣一样。

可是人们为什么把专制当作革命的原因呢？

那是因为革命者的不实宣传，因为所有革命者的直接目的都是夺权，只要这个国家的当政者不把权力交给革命者，无论他态度多开明，对革命者做出多大的让步，都会被革命者们攻击为专制。而且革命胜利了，所以，革命者们杜撰出的理由便被写入历史，变成了不断复制的、广为后人所知的革命理由。尽管这是个“假性的原因”，但当后世的革命者再度革命时，他们还需要类似的理由，所以，这种“假性的革命原因诊断”就一直延续下去了。

民众生活贫困的“假性革命原因”的形成机制，也是起源于当时革命者动员下层社会的需要，这些革命者明白，生活于水深火热的下层民众实在不能理解他们这些吃饱喝足了、生活条件优裕的上流人士为何造反，向这些食不裹腹的人去宣讲自由、民主、人格尊严、国家主权之类的观念纯属扯淡，这些人根本听不懂，也不相信，可是革命者又需要社会下层的参与和支持，他们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吊民伐罪的英雄，希望更多的社会民众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拿起武器。要动员社会下层，就只能从社会下层最能接受的观念下手，社会下层最直接的体会就是生活贫困，就是与富人的差别。所以，革命者就反复地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就是因为看到百姓们受到压迫、食不裹腹，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下层群众过上和富人一样的生活。这种宣传在辛亥革命时还不严重，因为当时的新军、官员、士绅所掌握的资源已经是够推翻清廷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革命者不仅不去动员下层群众革命，反而镇压下层群众的革命。现代学者张鸣教授在其著作《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就描写过这方面的例子。⑤将民生问题强化为革命原因的是后来的革命者：激进的左派国民党人和更为年青激进的共产党人，这些人按其本人出身来讲，大多数也是社会上层人士、衣食无忧，但当他们革命时，社会上层的革命资源已经消耗殆尽，所以，他们只能转向赤贫的社会下层。近代中国的革命是一波加一波叠加起的革命，在革命的叠加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叠加出来的关于革命原因的“假性解释”延续到今天，成为大多数历史教科书的定论和大多数受众所能接受的公论。革命的“假性原因”比“真性原因”更容易为今天的受众所能接受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多数的历史学教科书的读者都是无权的人，所以，他们对一切有权的人抱有某种嫉恨，在他们心目中，凡是掌权的人都是专制者；同时，这些人还多是社会上的中低收入者，他们愿意接受自己的幻觉：自己的贫困是一切革命的原因。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事情的真实本质上来，法王路易十四、俄皇彼得大帝、清帝康熙，其专制程度远强于各国革命时期之末帝，其治下百姓中的贫困者的程度和数量亦不少于革命时期，可是，他们治出的是盛世、强世。所以，我们必须回到革命发生的真实基础上去，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原因，真正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2、改良的结果必然是革命

慈禧太后当然不是顽固派，她可以是洋务派、改良派，甚至是立宪派，但绝不是顽固派。清代后期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事实上都是由她推动的，没有她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是不能发起洋务运动的。在1894年，她将权力交给光绪皇帝，让他亲政，笔者丝毫不怀疑慈禧还政于光绪的诚意，因为她和一切贪图个人享受的富家老太太一样，想轻松一下，在颐和园里度过无忧无虑的晚年。对于光绪、康有为们的变法她开始也是支持，甚至寄以厚望的，只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不好好搞改革，而想搞不负责任的政变之后，她才在众大臣的支持下重新垂帘听政的。重新执掌大权的慈禧对帝国主义列强充满了敌视，她认为，光绪、康有为们之所以敢如此胡闹，是受了帝国主义者怂恿所致（事实上，戊戌变法确实也受了一些动机不明的外国人的影响），而且帝国主义列强借口关心光绪皇帝而不断干涉朝廷的内政。这些因素促使她做出了其一生最重大的一项错误决策：支持义和团运动排外，她以为利用这些起自民间的力量能将帝国主义赶出去，结果当然是惨重的失败，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在这危急关头，她表现出过人的随机应变本领，转而镇压义和团，不惜一切代价向西方列强媾和。同时，对于当时不追随自己向八国联军宣战的地方督抚深切示好，把这些人从“叛变”的边缘上拉了回来。此后，她痛定思痛，发起了广泛而深刻的“新政”改革，民众资本集群进入铁路、矿山等实业领域是由她推动的（这一点埋下了以后保路运动的伏笔）；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创立新式军队，也是由她推动的，当时各省都有新式学堂，各省都要建立一到两镇的新军，而且新军的待遇、装备要远高于旧军（这一点为革命准备了武装力量）。她对地方官员和汉族能臣做出了更大的让步，让这些人在地方上搞地方自治，而且接受了君主立宪的观念，把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作为并不太遥远的中期改革目标，九年的预备立宪期并不算长，重要的是她已经明确地将君主立宪这种政治制度视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要改变自秦始皇以来，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君主独裁制，转而由皇帝和大臣、地方官员乃至议会共同分享国家权力。她的这些改革是广泛而深刻的，也是鼓舞人心的。所以，在她执政的最后几年，全国上下呈现的是一派“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社会的中上阶层，特别是那些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和新学堂毕业的“新知识分子”对改革寄以极大的希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改革开放，才能让这些满怀激情、雄心勃勃的年青人，迅速进入政府和军队的高官位置，当时新军中的高级军官如镇统、协统之类的，几乎没有超过三十岁的，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没几年的学生，如蔡锷等，转眼之间就担任相当于将军的官职，要知道，这在正常情况下，是得熬二、三十年才能坐上的位置。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了，那些在海外留过学，也接触过同盟会，甚至也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军官，为什么没有积极响应孙中山的起义行动了。因为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正与改革事业融为一体，所以，这时他们是不想革命的。

革命党人也意识到了慈禧新政改革对他们威胁，胡汉民就曾经撰文指出，如果清廷的立宪改革成功的话，他们的革命就永无希望了。（类似的悲观判断列宁在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也做出过，由此留下了近代史研究中持续很长时间的革命与改良的争论。）

然而，慈禧的新政改革就真能挽救大清、消弭革命吗？

从逻辑上看，这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说过，导致清末革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内部满族人特别是皇族的腐化和人才凋零；一是外部帝国主义列强的崛起和侵略。慈禧所采取的所有改良措施，无非就是以让利放权的方式，让能干的汉族人和年青人搞改革，一方面保持国家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使这个古老的国家重新焕发出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活力。

但是，这两个目标是难以做到的。首先是日益壮大的汉族能臣对于无能颟顸的满人亲贵的不满与日俱增，第一代和第二代享受过从满人那里让出的权力的汉族大臣，如曾国藩、袁世凯等人还会因为对慈禧心存感激而维护清廷的存在，而更年轻的军官们，如段祺瑞、蔡锷、阎锡山等，这种感恩意识就淡漠得多了，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下级军官，如熊秉坤、吴兆麟等就根本没这个意识，他们觉得赶走了满洲人才是自己扬眉吐气的条件。其次要想让这个古老的国家焕发出崭新的创造能力，靠这种往旧火炉里加新柴的方式也是行不通的，那根本炼不出新钢来，反而会因为新柴的燃烧力过旺而烧破炉膛，唯一顶用的办法是更换一个新的炉子，可那已是革命了。

简言之，要解决晚清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一是无能的满清王族彻底放弃统治地位，还政于新崛起的汉族强人集团；二是由这个社会新生的优秀人物，经过充分的政治博弈，树立起（而不是移植进）一种全新的能让这个古老的国家掌握新的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能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而这两种做法本质上就是革命。基于这种意义，笔者才说：改良的结果必然是革命，因为改革的前提是国家出现了只有用革命那种根本改变的办法才能解决的危机，而改良的手段解决不了这种根本性的危机，它可以缓解这种危机，延长统治集团的寿命，并培育出解决危机的各种新生力量。但是，在改良缓解危机、推迟革命的同时，也培养出新的革命力量，积累出新的革命能量，造就出直接的革命危机。揆诸世界历史，各国革命之前莫不经过一段改良的阶段，这个阶段或长或短，而且都有过一段众口称赞的欣欣向荣时期，但是，最终都以革命收场，就是这个原因。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革命的“假性原因”，那么革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革命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旧的统治者集团出于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叠加造成的智力水平下降，使他们没有能力制定和实施应对这个国家内外危机的政策，国家管理本身陷入混乱与瘫疾。革命的本质是什么？革命的本质就是换人，换上一个新的、真正有治国安邦能力的统治集团。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旧的统治集团的人不管出于利益的原因还是智力上不认为自己已然低下的原因进行抵抗，这就会发生革命者与统治者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是低烈度的，因为旧的统治集团太无能、太衰朽，他们的抵抗不会太有力量，这就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所发生的冲突烈度不高的原因。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很严重了：要产生新的有能力的统治集团，就是要有一批新的在智力和品德上都是最优秀的人物来组成的一个新团体，以新的原则和方式来统治和管理国家，这个问题远不是靠选举手段所能解决了的，真正优秀的统治集团是选举不出来的，只能是斗出来的，一场革命之后接下来的“新革命”其本质的功能就是筛选产生新的统治集团的过程（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十月革命和内战，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过程远比第一次革命残酷，因为这才是真正强者之间的博弈（而第一次革命是强者与弱者的博弈），强度大，死的人多，一拨更比一拨强，一拨更比一拨有手段，经过充分的斗争，最后掌控局面的那个统治集团是最优秀的，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系列技术上的问题，甚至根本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外部危机，从而将国家引向一个新的和平发展平台。

笔者之所以说诸如民不聊生、专制之类为革命的“假性原因”，还因为从世界各国革命的结果看来，革命后人民的生活未必得到很大改善，有些甚至不如革命前；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未必比革命时面对的那个旧政权更为民主，有时反而更为专制。由此也可以反证，革命的真正原因不是民生困难和专制集权。

3、旧的统治者能控制住什么

既然改良的结果必然是革命，那么旧的统治集团岂不是无能为力，只有坐等革命的到来了吗？

当然也不是，旧的统治者如果想维持一个集团整体上的统治的话，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优秀的政治家是可以控制改良的节奏，选择终结改良的方式，即可以选择革命的方式，使这种革命的代价最小，对旧的统治集团最有利，在这方面慈禧太后做的是非常成功的。

如果我们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慈禧太后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政治家。她有知人善任的能力，重用曾、左、李，开创了“同光中兴”；她有感悟世界大势的能力，毅然发起全面深刻的“西化改革”。我以为，以她的智力水平，不会不理解她“新政”的最终结果：满洲亲贵退出权力核心，由新的、有本事的汉族人组成真正控制国家的新的权力集团。在她执政的后期，对新观念表现出的宽容是惊人的，比如前文举过的对段祺瑞立而不跪的容忍，当时新军中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她也没有强力追究，她甚至主动地取消了满人的特权。所以，笔者认为，她要搞君主立宪的愿望是真诚的，她的实际目标就是保证满人在不遭受大的报复杀戮的前提下，平稳地融入新的社会，同时，尽可能让大清王室的后代们过着不管世事、但安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如同英国王室一样，她的这点儿私心和一切为自己子孙后代着想的中国父母们并无二致。如果天假以年，她能多活十余年的话，大清王朝会以真正的“君主立宪”方式主动退出权力中心，以无烈度的“革命”终结她所发起的改良。然而，略有不幸的是她所选择的接班人载沣，打断了她的如意算盘，革命还是发生了，大清王朝不如她设想的那么体面地退出政治中心舞台，尽管革命的“烈度”不算太大，而且，这种“低烈度”还受赐于她当年的明智：培养了一个袁世凯。

4、载沣的错误

细读清末的历史，从1901年4月慈禧命令设督办政务处，开始“新政”改革，直到1908年11月她去世，这一时段内“新政”推进得如火如荼，但政局大体上保持着平稳，虽然有几起革命党发起的零星起义，但基本没有什么响应。政局的剧烈动荡发生在1908年11月16日溥仪继位、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之后，特别是在1911年4月底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间，我们前面说过，就在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黄兴发起了他们革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但在当天就被广州提督府的地方巡防营给镇压下去了。不仅国内其它省份，就是黄兴他们已经过长期策反工作的广东新军都没有响应。可是仅仅过了五个多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就会引起全国各省的群起响应，说明引起政局突变的事就发生在这五个月内。所以，认真盘点这五个月载沣的所作所为，是揭示辛亥革命直接原因的关键。

选择溥仪为帝、载沣为摄政王实在是慈禧无奈的选择，因为当时的皇族子弟中，实在再也找不出来一个像样的人物来担当这样的重任，载沣在皇族诸子弟中，还算是头脑正常，有点办事能力的人。但这个人的才能实在太平庸，用他亲弟弟载涛的评价来说：“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他上任以后，最愚蠢的一个举动，就是把慈禧已经逐渐放弃的满人贵族的特权，再给收回来，在载沣摄政监国期间，先后任命中央大臣、地方总督、巡抚将军、出使大臣等高级官员，共有200多人，其中汉人和满人的比例大约各占二分之一，这种比例是极不合适的。清代中央政府各院部的官员，是满汉对等，各占一半，但地方督抚中，就没这个规定，自从慈禧当政之后，实际上是汉人督抚多于满人，而且形成一位汉官因去世或离职而出缺，即另选一位汉官接替的惯例，所以，如果按照这种惯例任命全国高级官员，应该是汉员的比例大于满员才是。但载沣破坏了这个规矩，在汉官出缺的时候，改用满人来接替：如1909年夏，江苏巡抚汉人陈良泰卒，他以满人瑞澂接任江苏巡抚；直隶总督汉人杨士骧卒，他让满人端方接任直隶总督；1910年春，河南巡抚吴重熹免职，他让满人宝棻接任。同时，他还将原本由地方督抚控制的编练新军的工作收归中央，由新设立的军咨处统管，军咨处的正大臣是他的亲弟弟，对军事毫无所知，25岁的载涛，还任命也是毫无军事资历的另一位26岁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他自己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他以为这样就能将全国海陆军大权收到他们兄弟三人手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他将当时已是全国公认的第一能臣、在军政商各界都有极佳口碑的袁世凯逐出了朝廷，表面的借口是报所谓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泄密之仇，其实质动机是打倒这个公认的汉族大臣中的领袖人物，以显示满族亲贵的权威。

载沣这些举措中断了慈禧早已经开始的向能干的汉人移交权力的过程，可谓是倒行逆施，这些举措将已经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新军高中级军官、汉族地方官员彻底逼向了革命的一边。这些人本来以为能在改革中获得实权，实现自己振兴国家的梦想。如今，这梦想全破灭了。让这些已经觉醒了的汉族军人和官员继续去伺候明明是一群饭桶的满族亲贵，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受到挫折的汉族高级军政官员，由此放纵了社会上和军队中排满言论的宣传，全社会的反叛情绪急剧激化。

在1911年4月底到1911年10月之间，载沣所做的三件事是致命的错误。

第一件事是对汪精卫的处理。汪精卫4月2日准备在北京刺杀载沣，被警方捉获，按律当斩，但是载沣听从了一些满族亲贵的建议，没有杀他，改判终身监禁。这一事件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孙中山就评价此事说不是载沣不想杀汪精卫，而是不敢杀。而孙中山所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当时力主对汪精卫刀下留人的民政部尚书满人肃亲王善耆的真实动机就是给自己在革命党那面留个底线，以免将来革命后自己招致革命党人的报复。载沣不杀汪精卫，助长了满族亲贵向革命阵营暗通款曲现象的漫延。

第二件事是听从了佞臣奸商盛宣怀的建议，将全国的铁路收归国有，激起全国的保路风潮。在应对保路风潮过程中，载沣又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根本不体恤地方实际状况，强行推行这项不合理的政策，当负责任的地方官员如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一面全力控制地方形势，一面恳请他改变错误政策时，他仍一意孤行，准备以满人端方代替已为他这项错误政策付出沉重个人代价的赵尔丰。这一举动是令全国地方汉族督抚心寒的事，弄得地方大员们觉得无法再给清廷办事。二是派遣爱国热情高涨的新军去镇压人们公认的保护路权的爱国百姓，命令已怀有革命思想的新军向保路群众开枪，无异于命令这些人向自己开枪，革命由此点燃。

第三件事是虽然适应立宪派的呼吁，于1911年5月9日，提前进入立宪法状态，推出所谓责任内阁，但这个内阁中绝大多数是满人，而且是皇族，所以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此举激怒了汉族官员和已成气候的立宪派士绅。7月，各省咨议局代表联名上书，要求撤销这个内阁，但载沣却一意孤行，于7月5日下达一份诏书，驳回议员们的请求，将代表地方士绅的立宪派也逼向了革命的阵营。

到辛亥革命前期，人心已经完全失控，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包括满族亲贵们都在私下里议论着革命的事情，为革命爆发给自己留后路；军队中充满着革命的情绪，从高级军官到下级士兵都不再以满清朝廷作为忠诚对象，那些自认为在立宪政体下，就可以真正参与国政的各省咨议局的议员们都蠢蠢欲动，渴望着有人挑头，推翻这个糊涂透顶的满清王朝，所以，当武昌城里一些新军士兵在仓促中打响起义第一枪时，各省新军纷纷响应，咨议局的议长和议员立即自觉地充当起义新军在民政上的合作伙伴，而各地督抚们，头脑灵光的也跟着树起义旗，响应革命，宣布独立。那些对朝廷还寄以幻想的人也没有抵抗的能力——手下没有听话的军队啊，只好弃城逃跑，或者被起义军杀死。

武昌起义初起，载沣还试图镇压，10月12日任命满清贵族中号称最优秀的军人，陆军大臣荫昌为前线总指挥，将北方还听指挥的新军编成一、二两军的战斗梯队，分次开往湖北前线，平定起义。京城由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主要是满人）拱卫，由载涛督率。

说起来，荫昌的资历优秀而完整，他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前身），此后留学德国和奥地利，他娶了一名德国妻子，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回国后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陆军第七镇镇统，1910年时，担任陆军部第一任大臣。在陆军大臣任上，他改变了办公礼仪，完全采用西法办公，提高了行政效率，受到广泛好评。从表面上看，他既当过军校校长（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又当过作战部队的军事主官（镇统，相当于师长），应当是既有军队的人脉，又有理论和实践指挥能力的人，作为前线总指挥，应绰绰有余。可事实上，他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会说外语，娴于外交礼仪可能确是事实，但论起实际指挥才能，则实在不敢恭维。据记载，他到达信阳时，他的铁路专列就无法前行了。因为从各地抽调的部队已经先期到达。但由于统一调度不善，各支部队拥挤在这里，无法前进：有的部队军官到了，士兵未到；有的部队士兵到了，军官未到；还有的部队人员到了，但弹药物资未到。过去有些研究者将荫昌督师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受袁世凯背后挑唆北洋军队不听他的指挥，但是，从当时现场发生的实际情况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真的不听荫昌的指挥，就不会有任何部队赶到指定位置了。事实上，是荫昌不会指挥、规划不合理、没有秩序，无法有步骤地将部队逐一安排开赴前线，这说明他的统筹能力极差。由此可以推想，他当武备学堂总办和部队镇统时，恐怕从来没有真正干过事儿，事儿全是那些能干的汉人副职给干了。由朝廷亲贵主导的改良中常会出现这样时髦、穿洋服、化洋妆，言必称国外如何先进的所谓开明人士，一般民众也把会说外语、穿洋装、行洋礼当作开放人士的标志，所以这类人物一时间颇得舆论好评。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危机，其绣花枕头本色便显露出来了，困守在信阳火车上的荫昌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向上汇报，无奈，载沣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罢黜的袁世凯。自从袁世凯出山之后，载沣几乎完全崩溃，基本上完全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去做。1911年12月6日，载沣辞去摄政王职务，朝政交由隆裕皇后全权处理，隆裕是个平庸的老好人，远没有慈禧的政治才干，她也曾试图抵抗，召见主管京畿防务的载涛，问他：“载涛，你管陆军，你觉得咱们的兵队怎么样？”没想到载涛竟是连连叩头，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奴才不知道，奴才只练过兵，还没有打过仗。”⑩用这种白痴软旦类的人主管全国陆军并为此得罪一切能干的汉人军官，载沣这种见识与行为，焉能不败！走投无路的隆裕，只好按袁世凯的要求，宣布逊位，南北对立由此结束。

载沣其实是真正的亡国君主，因为当时的皇帝溥仪太小，只有五岁，国事实际是由载沣决定的，他这个人有绝大多数亡国君主共有的品质：智力平庸、性格懦弱、不负责任，且贪生怕死，愿意无条件地苟活。在研究宋朝灭亡的历史时，我曾慨叹宋徽宗和宋钦宗的苟活能力，居然在国破家亡、身为囚徒的情况，还能活上十好几年。这位载沣摄政王也和徵、钦二帝一样，在大清王朝灭亡后，居然活了近40年，到1951年2月3日才去世，享年67岁，其间，国家迭经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他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对每一位新当政的“大王”陪着不是，努力保持自己能有个平安的生活条件。这人太没血性了，还不如隆裕皇后，在清帝逊位后一年零十天，就忧愤辞世，那时她正当盛年，只有45岁。

5、为什么是袁世凯

在今日流行之史学叙述中，袁世凯被描述为“窃国大盗”，好像他有超人之妙手空空之术，能把国家这等庞然大物，瞬间窃入其囊中。这等蒙蔽无知幼童的故事，竟然作为严肃史书，存在近百年，足以让人慨叹：认识历史真理太不容易！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袁世凯都堪称那个时代的人杰（其详细的故事，本期另有文专叙，此处不多赘言），在慈禧当政的后期，他已成为朝廷共认的群臣领袖，慈禧依赖他，如当年依赖曾国藩一样。他是中国现代陆军之父，整个新军创始人是他，因而在军界中积累了极高的威望。他在引进新鲜事物、学习西方方面，步子走得极大，办过中国最先进的大学、警政、实业、交通、通信事业。因此，被政界和实业界公认为改革领袖。在载沣当摄政王之前，他已经是国家为数不多的柱石之一。载沣整倒他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报私仇，而为了用打倒这个公认的群臣领袖的方式，清洗那些比他本人有威望的人，重建朝廷独一无二的威信。

但载沣的倒行逆施终于让他自食恶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让袁世凯复出。

袁世凯出山之后，确实有过与载沣及清廷讨价还价的过程，对这个曾经差一点宰了他的摄政王和满清朝廷，他多了些心眼儿，争取些主动权，在所难免。但在他获得了清廷能给他的一切东西之后，他要考虑的是军队和官员士绅们的心态，对于他亲手创造出的军队，对于他曾朝夕相处的同僚，他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明白自己手下将军们的心情。在内心信仰上，段祺瑞、冯国璋们恐怕不比武昌城内黎元洪落后，这些人也是潜在的革命者。他太明白了，革命是镇压不下去的，谁镇压革命，谁就将被革命吞噬。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也许是他经过多年打磨过的官场阅历帮助了他，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有些不伦不类的让清帝逊位、但以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保持优待的方式，终结了这场革命（战争）。比起后来的革命，辛亥革命死的人不算多，所以，有人将这场革命称为一场“低烈度”革命。如果追溯谁是“低烈度”的功臣的话，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袁世凯无疑排在第一。

简言之，袁世凯本来就是新军、官僚阶层和士绅公认的领袖，这些人发起革命后，接受袁世凯来担任最高领导人，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被当作“符号”借用的革命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傀儡作用，能以拥戴袁世凯的方式体面地结束革命，已是他们能获得的最佳结果了。承认当时的历史事实吧，袁世凯当政，不是偷天换日的窃取政权，而是众望所归的事情。

我们得替袁世凯冲洗掉蒙在他头上不存在的恶名，比如说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说，他在训练新军时，私底下叫新军们高呼“吃的是袁大人的饭，穿的是袁大人的衣”。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再比如，很多人将袁世凯劝清帝退位攻击为王莽之类的奸臣，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其实，袁世凯如果想致隆裕皇太后和幼帝溥仪于死地的话，犯不上费这么大的心思，直接指使些乱兵进宫杀了这孤儿寡母便是。当时，他确实用了心思，报效慈禧当年对他的知遇之恩。应该说，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看来，他做得是面面俱到了，如果不是他，满清王室没有这么好的下场。对于这个人的个人品德，还是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革命党那边来看，首先，他们对革命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同盟会的组织体系早已崩溃，革命党之间是靠着过去的情谊和同学、老乡等个人关系对新军发生影响的。和袁世凯相比，革命党人的号召力和控制军队的数量都远逊于袁世凯。简言之，那些发起革命的新军、主动或被动宣布独立的地方督抚们，更愿意拥护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其次，从观念上看，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并无恶感，他们之间早通过各种渠道有所联系，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本身就是拥有新观念的开明官僚，是可以争取的力量。而袁世凯也确实适时地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本来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现在同意革命党人的要求：建立共和制度，于是，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清廷）的共同同意下，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担任了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也就在这种流血成本最低的条件下结束了。

7 对辛亥革命的当代认识

辛亥革命过去整整一百年了，在100年中，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那场革命作为历史已沉淀在那里不会变化了，是后来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立场和动机，对这场革命做出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当然就互不相同，我们也是站在当下时刻，对这一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的认识。

放在100年的时间长度上看问题，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把中国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给废除了，代之共和制。但是，中国人只是在制度的符号层面上接受了共和制，并没有支撑这种制度真正按照民主共和的精神实际运行的现实力量。所以，任何稳定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治理模式，都是在民主共和的制度符号下，采用当政者集权专制的实际手段，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这种状况又为一切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发动新革命的借口。

我们前面讲过，革命的本质在于“换人”，由优秀健康的人换下孱弱腐朽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使命，赶下去载沣和隆裕皇太后，换上袁世凯，但是不幸的是，新换上去的袁世凯虽然比较优秀，但还不是最优秀，不能够领导中国在和平的状况下，解决一切内政外交问题，反而重蹈载沣的覆辙：开历史的倒车，恢复帝制，结果又激起了新的革命（关于袁世凯之得失，本期另有专文论述，此处就不多赘言了）。

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围绕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所发表的相关研究著述中，呈现出的一种趋势，就是高度肯定这场革命的“低烈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教授就指出：“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实在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既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自历史事实的角度，笔者实在不敢苟同马勇教授的观点，因为自大历史角度看来，辛亥革命只是后来一连串中国革命的发端，直至1949年革命结束，其血腥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也是个一连串的过程，如果仅就其开始处死路易十六国王那一点事儿的话，也是“低烈度”的革命，是后来雅各宾派的专政才将革命推上血腥的顶峰的。

但若从当代的现实要求来讲，我不得不承认，马勇教授的观点是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而且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告别革命”、肯定改良的思潮的延续。这是因为，当年的革命党已经成了执政党，现在的任务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共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当年闹革命时形成的对革命的绝对肯定和热情讴歌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中就包括对辛亥革命软弱性的批判，而不是对其“低烈度”赞扬），在今天的负面效应更大，它容易使得群众一遇见点儿不合理现象就想着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所以，逐渐消解淡化这种“革命崇拜”是任何革命党执政后需要做的工作，所以，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萧功秦先生的“告别政治浪漫主义”、马勇先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云云，从表面上看，是对旧的事件的新评价，而从实质上言，无非反映出和平时期人们力图以改良的手段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愿望，这一时期的人们都是理性的，都意识到革命所付代价的沉重，所以，力图避免革命的再度发生。

那么，新革命能否避免？又怎样可以避免？

这要从革命的真实原因讲起。

◎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醇亲王。慈禧太后去世后，载沣作为摄政王，成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可惜他能力平庸，看不清楚局面，废除了慈禧一些正确的政策，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比如他重新任用满族亲贵出任政界、军界一些重要职务，而对汉族官员加以排挤，他的这些错误政策，是辛亥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载洵

载洵（1886-1949），满洲镶白旗人，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于1909年被载沣任命为海军大臣，但他没什么本事，完全无能力担任这样的重要职务，他的上任是载沣想重新把权力收归满族亲贵的一个例证。

◎熊秉坤

熊秉坤（1885-1969），湖北武汉人，早年经商，后投鄂军第八镇第八营当兵，加入“共进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率工程兵首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武昌起义后，任第五协统领，参加武汉保卫战。1913年“二次革命”时，在南京参加讨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中，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荫昌

荫昌（1859-1934），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出使德国大臣、江北提督、陆军部侍郎、尚书、军谘府大臣，北洋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侍从武官长、陆军上将、参谋总长。早年荫昌入读京师同文馆德语班，故后来清朝官员出使德国或谈判都是他从中参赞传译。荫昌是清王朝灭亡后又出仕民国的极少数满族权贵之一，貌似庸俗，而实巧黠，亦颇擅辞令，历事数主，却避不卷入政治旋涡，时以“郁茶神垒”讥之，荫昌在武备学堂最久，学生中如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曹锟皆尊之为老师，他又是袁世凯的四大将军（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之一，但其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平平而已。他有两个妻室，其一为在德国所结识之德国女子，仅有一子，为袁世凯之孙婿，其名为荫昶，取字音与“荫昌”相同。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入海军服役。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战后投靠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1922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1928年6月，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8 革命：永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1、革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前文我们分析了那些“假性原因”不是导致革命的真实原因，那么，革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革命家列宁对革命有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单是下层被统治者要求革命是不够的，只有当下层被统治者们不愿意照旧生活，而社会上层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获得成功。他不只在一个地方讲过类似的话，而且有很多更为精微细致的阐述。列宁不愧是第一流的革命家，他准确地揭示了革命的真实原因：

第一，社会“下层”，广大的被统治者——群众，不愿意按旧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了。这倒不一定是出于绝对的贫困，从近代世界各国革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被统治者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来自于他们内心某种理念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对辛亥前中国新军的官兵们来讲，不愿再行跪拜礼就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致，按这种新观念，叩头下跪是对人格的侮辱，是野蛮的制度，一旦这些官兵接受了这种理念，谁若强按着他的头让他们下跪，他们就会拔枪反抗，发起革命。可是，在此前两千多年，中国的军队和官府都是如此行礼的，这不是个问题啊，甚至有些习惯了自己国家这些繁文缛节的人，看到那些不知跪拜君主长官的游牧部落，还嘲笑人家不知下跪，是野蛮无礼、不懂文明的表现。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某种生活观念的变化是社会下层不愿意再照旧生活下去的直接原因，而导致生活观念变化的原因太多，无法尽数，层出不穷，以致于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人类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变化可能导致革命。我们只是知道，未来一定会有新观念产生，而这些观念可能导致革命。比如，在只有少数人才拥有手机的时候，取缔手机引不起什么社会反应；而一旦当每个人都拥有手机时，人们就形成了某种关于手机理所当然的观念，这时，一旦有人胆敢取缔手机，一定会激起社会骚乱。

第二，社会上层，统治者无法按旧有的方式继续统治和生活下去了，在列宁看来，这是更重要的革命原因。统治者为什么不能按旧有的方式统治和生活下去了？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统治者确实进入了生理上的无能状态，智力退化，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如辛亥革命时的载沣及隆裕皇太后，俄国二月革命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这样。另一个原因是统治者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苏联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而且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是同时存在的：无能且糊涂的统治者接受了某种足以让他们统治地位破产的政治理念，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按旧有的方式统治下去了。辛亥革命前夕，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即是如此，几乎普遍接受了“宪政”的理念，一旦接受了“宪政”的理念，离废除君主专制就不远了。

还得强调一下，统治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清帝国来讲，统治者包括皇帝、大臣、地方督抚、领着高薪的新军官兵和薪俸略低的巡防营官兵，还包括那些准备考入各种新式学堂、军校当官的普通百姓，这些人都是统治者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数众多。

革命的本质就是换人，就是由一批新的有能力的或与下层群众观念一样的人来换掉旧的、没有能力或与下层群众观念不一致的人的过程，用革命家列宁的话说，就是夺取政权，由一拨人从另一拨人手里把政权夺过来。

2、革命真正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任何一场革命，在发动革命之前，革命者们都会描绘出一种可行之万世、无所不能的美好理想，都会真诚地向革命的追随者们做出令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的许诺。但是，全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场革命能建立起来一个行之万世的大同世界，也没有一场革命能兑现它向信众们许诺的全部诺言。革命尽管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剧烈、代价最为沉重的变革，但所起的实际作用也是有限的。

革命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两个：

第一，换人，确实更换了一个新的、有能力且理念符合社会下层要求的统治集团，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都只有在真正出现这么一个新的、能有效进行统治和管理的集团来，革命才能停止，才算是真正成功。

第二，革命前以及革命中形成并强化的某些理论会以制度或其它文化符号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人们见面只需握手鞠躬，不用叩头下跪了，进衙门也不再用打板子等等，这一系列制度与文化的变迁造就了社会一致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按照某种线性价值观来看待的话，就是实现了所谓历史的进步：诸如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之类。

3、革命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技术性的问题

革命后新上台的统治集团，一定会解决上任统治集团没有解决的那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上届集团想修铁路，没修成，新的统治集团把它修成了；再比如上届集团想办更多的新式教育、想让国家独立，都没办到，而新的统治集团把它办到了。但这些问题是这个新统治集团解决的，原因是新的统治集团有能力，而不是革命本身解决的。革命就是个夺权的过程，解决不了这类的技术问题，人们通常把这类问题的解决，误解为是革命解决的，那是因为人们混淆了革命与新的统治集团的关系，仅就技术问题本身来讲并不一定需要革命才能解决的，那些有本事的统治者，也一定能不通过革命解决这类问题，比如俄国的彼得大帝，他领导俄国进行了极为剧烈的改革，使俄国由一个中世纪的酋邦变为近代国家，并没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如果仅从解决技术问题的角度看，改良是一种比革命成本低得多的方式，优于革命。但是，我们得强调，技术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解决者的能力，如果来自旧的统治体系的领导者有这个本事的话，当然就可以用改良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可以避免革命；但他如果没有那个本事的话，就只能通过革命来换上有本事的新人来。

（2）“假性革命原因”所激发出的一切承诺

凡是革命前基于“假性原因”做出的一切承诺，革命都无法兑现。因为那个原因就是假的，故当时再真诚的承诺也兑现不了。这类问题中有两个“经典的”问题虽然永远解决不了，永远都没有解决，可是每次革命时又会作为一种真实的口号被再次真诚地提出来，这就是平等和专制。

革命解决不了平等的问题。尽管每场革命都会向人民承诺，革命后要“有钱同使，有衣同穿”，要“人人皆兄弟”，或者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特权阶层”，“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等等，诸如此类的口号写满了各个国家的每一部革命史，但是没有一场革命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暂时解决了，过不久，也会恢复出来。以最彻底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例，确实曾经消灭了一切资本家，消灭了一切地主阶级，消灭了一切妓院、娼妓和性病；当时，都是在接受新文明的进步的口号下获得实现的。可是，不过二、三十年后，不就得又允许新的资本家出现，不就又允许拥有自己地产房产的地主出现，不就又允许妓院（现在叫洗浴中心、歌舞厅）、妓女（现在叫性工作者）、性病出现了，而且，也都是在接受新文明等进步的口号下实现的。没有办法，如果没有收入和享乐等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人类就没有工作的动力和激情，是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导致将这些人们曾经认为可以永远消灭的“丑恶现象”又招回来的。只有当这些东西，这些与新统治者必然伴生的东西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激起新的革命，激出彻底毁灭这些“丑恶现象”的幻想，但是，依旧会上演“毁了重建”的老套路。因为，所谓“丑恶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含义就是指那些下层群众没有了进入统治群体、成为上层阶级，像上层阶级那样享乐的机会。这时，反对上层阶级的很多人不是出于摧毁这种“丑恶现象”的动机，而是出于享受不到这些“丑恶现象”的动机才革命的，鲁迅先生早就借阿Q之口说明白了他们的心事：“秀才摸得，我就摸不得？”怀有这种动机的人类，怎么能实现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幻想呢？

革命也解决不了专制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每场革命的理由都是反对独裁和专制，但事实上，还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者就在建立新的独裁和专制机制，而且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独裁专制体系的革命团体，才能赢得革命的成功，因为只有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建立起无条件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关系的革命组织才有效率，才有战斗力。这是世界革命的普遍现象，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往往比旧的政权要专制得多。

这也是人类天生的局限性所致的，人类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有个政府，有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权力关系，这种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关系在下级看来就是专制，就是独裁，可以说，一切权力关系都是专制和独裁的。

有朋友批评笔者：你这是无知，你混淆了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区别！笔者只能苦笑着回答他：所谓专制与民主，更多的是当事人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