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强不强，这五年很关键！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点？

2月3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市长龚正作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着力加强核心功能建设，持续提升‘五个中心’能级”时，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加强科创板制度建设，更大力度培育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探索构建离岸金融体系，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十五五”时期的功能升级指明了方向。

“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活力迸发，金融市场规模与能级持续提升。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在沪主要金融要素市场合计成交29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

与此同时，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在国内引领潮头，是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地。截至2024年底，上海各类持牌金融机构达到1782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三分之一，全球主要跨国金融机构基本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

“十五五”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全面提升的关键五年。上海的目标是明确的，经过5—10年的建设，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意味着上海将不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更将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参与者，一个能够提供稳定、开放、公平、高效市场的重要一极。这一定位的实现，将对稳定全球金融格局、服务全球实体经济发展贡献至关重要的“中国力量”与“上海智慧”。

时值上海两会召开之际，《国际金融报》围绕“十五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方位、新路径，专访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他从四大战略支柱、三个迈向，以及四大维度方面，给出了极富建设性的建议。

聚焦四大战略支柱

《国际金融报》：在上海的“五个中心”规划中，国际金融中心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请问您认为在“十五五”期间，上海应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陆红军：在上海“五个中心”的宏伟蓝图中，国际金融中心绝非单一的功能模块，而是驱动整个城市能级跃升的战略核心与综合枢纽。

它不仅是资金融通的“洼地”，更是配置全球资源、定价关键资产、管理复杂风险、推动科技创新的关键高地。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从规模积累与要素市场的“成型”阶段，迈入功能深化和影响力释放的“升维”新阶段。

我认为在“十五五”期间，上海应聚焦以下四大战略支柱，系统性地增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首先，深化新型市场体系与拓展其功能是核心基础，目标是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全球风险管理中心”。

为实现这一目标，上海需要持续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强化科创板的“硬科技”定位；同时，应积极探索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以提升大宗商品、航运等领域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并积极筹备“上海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从而构建功能完备、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

其次，推动高质量制度型开放与提升枢纽能级是关键路径，核心在于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使其成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压力测试区和国际规则对接区。

具体举措应重点围绕跨境金融与离岸金融展开，包括拓展离岸账户功能、促进离岸信贷与自贸区离岸债发展，并探索跨境银团贷款等创新。此外，深化“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在离岸人民币业务、资产管理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形成强强联合的格局。

再次，确保金融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与培育新质生产力是根本宗旨，核心任务是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这“五篇大文章”。

为此，上海应加快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同时致力于构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丰富碳金融产品并参与国际定价权竞争；并大力发展航运金融、再保险，以及推动金融资源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最后，构建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与优化生态体系是坚实保障，目的在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这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大宗商品仓单登记中心）、强化金融法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运用监管科技提升风险预警能力，以及大力引进和培育高水平国际化金融人才来实现，从而为整个战略的实施提供稳固的支撑和可持续的动力。

“三个迈向”中把握主动权

《国际金融报》：您刚刚提到，如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从规模积累与要素市场的“成型”阶段，迈入功能深化和影响力释放的“升维”新阶段。请问您认为未来上海应如何进一步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陆红军：“十五五”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有没有”“大不大”转向“好不好”“强不强”的关键五年。其成功不再仅仅由交易量或金融机构数量定义，而是取决于能否在人民币数字化、国际化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能否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不可或缺的风险管理工具，能否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关键的金融解决方案。

我认为，“十五五”期间，上海需要在“三个迈向”中把握主动权，从而将基础规模优势转化为定义规则引领力与指定标准影响力优势。

首先，是从“渠道通道型”开放迈向“规则与标准制定型”开放。

过去的开放以市场准入和互联互通为主，未来上海应在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等区域，主动开展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基准的金融制度型开放试点，包括在数据跨境流动、金融信息披露、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进行前瞻性探索，将上海塑造为中国金融规则与国际规则良性互动的“转换器”、多种新型国际标准制定的实验区，吸引更多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将其亚太乃至全球业务决策功能落户上海。

其次，是从“要素集聚”迈向“功能赋能与系统协同”。对于上海来说，金融机构与资金的集聚是基础，但真正的竞争力体现在金融功能对城市乃至国家战略的赋能上，上海必须强化“五个中心”的联动发展。

譬如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联合方面，可以利用科创板、股权投资基金等，支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发展，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或就金融中心与贸易、航运中心联动方面，可以通过发展航运保险、运费人民币结算、供应链金融等，提升上海在国际贸易与航运领域的综合服务能级和定价话语权。

这种“打包式”的解决方案，能使上海为企业提供从研发融资、生产保险到贸易结算、汇率风险管理的全链条服务，形成难以复制的综合竞争优势。

第三，从开放创新中的风险防控型迈向“高水平动态平衡型体系”。影响力越大，风险管理的责任越重，下一步，上海应“着力构建与金融开放创新相适应的风险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

这需要充分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监管科技，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离岸业务风险的实时监测与穿透式管理；强化“央地协同”和各部门监管协作，筑牢金融安全网；在鼓励创新的监管沙盒机制中，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规范并行”，为真正的金融创新提供容错空间。

四大维度深化“双中心”建设

《国际金融报》：在《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双中心”），请问在未来的双中心建设方面，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陆红军：此战略部署并非孤立的地方规划，而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落子。这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规模扩张”正式进入“功能升级”的新阶段。

我认为，未来应从“四大维度”进一步深化发展双中心建设。

首先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构建离岸金融体系，全力打造全新的“离岸金融（经济）功能区”。这并非简单复制传统离岸市场，而是依托现有自贸账户体系，构建一套与国际高标准接轨、适应非居民需求、兼顾风险隔离的金融业务规则和监管框架。

以及推动“自贸离岸债”等“两头在外”业务规模化发展，并拓展至离岸信贷、离岸保险等领域。这要求同步优化离岸账户体系，健全专门的法规制度和业务规则，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和监管环境。

其次，要以“补齐短板”为关键，突破金融产品瓶颈。其中，探索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目前全球80%以上的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集中在港交所和新加坡交易所，在岸市场缺位，推出该产品有助于将定价权和流动性留在境内，为实体企业提供基础性的汇率避险工具；并且应以外汇期货为起点，积极推动筹建上海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丰富人民币计价的各类衍生品，如国债期货期权、商品期权等，形成完整的风险管理产品链。

另外，应以“科技赋能”为支撑，升级金融基础设施与监管，加快人民币数字化、国际化的平台建设和构建“体系化、模块化、协同化、平台化、智能化”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这需要深入运用区块链、AI和大模型等技术，对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风险进行实时识别、穿透式管理和早期预警；同时增强基础设施韧性，同步提升交易、清算、结算等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韧性和软硬件安全可靠性，确保极端情况下的系统稳定。

最后，以“生态协同”为基础，优化全球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快机构与人才集聚。持续吸引国际金融组织和重量级金融机构在沪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如2025年启用的IMF上海中心）；以及配套实施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和培育通晓国际规则、精通衍生品和金融科技的复合型人才。

同时，形成内外市场联动，深化沪港、沪新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功能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