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夫：重构价值理论势在必行

由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本届研讨会以“新质生产力与价值创造”为主题，紧密契合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价值创造机制的理论创新与现实路径开展系统研讨。会上，中华工商时报原总编辑黄文夫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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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与智能时代拓展了传统价值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蓬勃兴起不仅重构了传统生产模式与产业格局，更从根本上重塑了价值创造的主体、要素、机制与分配关系，在数字经济与智能时代的浪潮中，持续拓展传统价值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传统价值理论以物质生产领域的体力劳动为核心，聚焦简单劳动与物质产品的价值凝结，而新质生产力的到来，让价值创造的劳动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跃迁，传统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正逐步让位于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与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的核心逻辑随之发生深刻变革。

在新质生产力场域中，价值创造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车间流水线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形成了以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群体为核心的新质劳动者队伍——程序员编写代码的逻辑建构、工程师训练算法的模型优化、专家维护系统的技术保障，科研人员贯穿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突破，以及从业者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的精准服务、高效管理等活动，共同构成了价值创造的核心主体。这类新质劳动者的劳动具有高度的知识密集性、技术创新性与智力依赖性，其劳动复杂度远超传统简单劳动，单位时间内能够凝聚远超简单劳动的价值量，不仅是价值形成的核心载体，更是价值增殖的核心源泉，成为新质生产力时代价值创造的核心支撑力量。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传统价值创造中劳动单一要素主导的格局，推动价值创造进入多要素协同赋能的新阶段，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深度嵌入生产全流程，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要素生态体系，共同为价值创造提供坚实保障。传统生产模式中，要素的作用多为辅助性、配套性，而在新质生产力场景下，各类要素的功能与价值得到充分释放，成为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资本要素为例，其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资料投入，更通过生产组织优化、创新风险承担、资源高效配置、就业岗位创造、技术研发支撑等多重路径，为新质劳动创造价值提供了关键落地载体，脱离资本要素的赋能，新质劳动者的知识、技术与创新能力便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价值创造也失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运行保障。

土地要素通过空间载体升级、产业布局优化，为智能工厂、数字产业园等新质生产场景提供支撑；技术要素作为核心驱动力，直接决定价值创造的效率与质量，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价值创造能力的量级跃升；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之一，其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的特性，让价值创造突破传统资源约束，实现规模化、可持续扩张；管理要素则通过流程优化、权责划分、资源统筹，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最大化释放价值创造潜力。

各类要素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起新质生产力时代价值创造的要素支撑体系，推动价值创造从单一要素驱动向多要素协同驱动转型。

（二）新质生产范式下，价值创造的“双重维度”。

新质生产力对价值创造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双重跃升，二者在新质生产范式下实现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构成了价值创造的“双重维度”，这也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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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产力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核心驱动力依赖资本与资源的规模化投入，生产目标聚焦实物产品数量的增长，劳动性质以重复性、标准化的简单劳动为主，其价值创造更多体现为使用价值的粗放式增长，价值提升则依赖规模扩张与成本降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增长存在脱节现象，难以实现同步跃升。而新质生产力以具备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新质劳动者为核心，核心驱动力依托颠覆性技术与数据要素的科技创新，生产目标不再局限于实物产品数量，更聚焦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同时依托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催生新的市场需求，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其劳动性质兼具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属性，既承担着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职能，又承载着知识、技术与创新的凝结，凸显出鲜明的创新性与知识性。

在这一生产范式下，使用价值的创造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功能、体验持续升级，能够更好满足市场多样化、高端化、个性化需求；价值创造则实现了从“规模驱动”到“创新驱动”，依托技术突破与效率提升，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同时新需求、新场景的催生，又为价值增长开辟了新空间，最终实现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双重提升、协同发展，让价值创造的质量与效率达到全新高度。

（三）关键机制：全要素生产率的突破性提升与“总体工人”范畴的系统性拓展。

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价值创造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核心关键在于两大核心机制的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突破性提升与“总体工人”范畴的系统性拓展，这两大机制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的核心支撑，推动价值创造实现质的飞跃。

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是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标志，也是价值创造效率提升的核心路径。全要素生产率聚焦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之外的效率提升，核心源于技术进步、模式创新、管理优化等因素，而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优势所在。在新质生产力时代，颠覆性技术的持续突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生产模式的创新变革，让生产效率得到根本性提升，相同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有效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消耗。

从单个商品价值量来看，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会出现下降，但新质生产力带来的规模效应、高端市场定位、新需求场景拓展，能够有效对冲这一影响——规模化生产进一步摊薄成本，高端化定位提升产品附加值，新需求场景打开价值增长空间，最终推动价值创造的总价值量与利润率同步提升。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能打破传统生产的资源约束、效率约束，让价值创造摆脱对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过度依赖，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所在。 从“总体工人”范畴的扩大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的“总体工人”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556页），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得到了全面延伸与拓展，生产劳动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价值创造的主体范围实现了系统性扩容。

传统生产模式中，“总体工人”更多局限于车间流水线的体力劳动者，生产劳动的边界清晰界定在物质生产领域，只有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被纳入价值创造范畴。而在新质生产力时代，生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极大拓展，不再局限于车间流水线的体力劳动，而是延伸至研发、生产、管理、服务、运维等全产业链环节，实验室里调试AI模型的科学家、云端监控智能工厂运行的工程师、为数字系统提供技术支撑的运维人员、为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的科研专家、为生产流程提供优化方案的管理人员，其劳动均直接融入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不再是独立于生产环节的辅助性劳动，而是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劳动虽不直接生产实物产品，但其凝结的知识、技术与创新，能够直接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品质、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

最终，各类新质劳动者的劳动相互衔接、协同配合，形成覆盖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的系统性社会总劳动，构建起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的主体网络，让“总体工人”的范畴从传统物质生产领域，延伸至数字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保障等全领域，为价值创造的规模化、高效化提供了坚实的主体支撑。

（四）分配关系的重塑，将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

价值创造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必然倒逼价值分配关系的重塑，而分配关系的优化调整，又将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规律，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同样适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价值创造主体、要素、机制的变革，让传统分配关系难以适配新的价值创造格局，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分配制度，重塑价值分配逻辑，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良性循环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时代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其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数据要素的所有者、提供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需要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予以充分体现，让数据要素在价值分配中获得应有份额。数据要素的生产、收集、整理、分析、应用，全程凝结着新质劳动者的劳动，同时能够为生产效率提升、价值增量创造提供核心支撑，其参与价值分配既是对数据要素价值的认可，也是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推动数据要素高效配置的关键举措，唯有保障数据要素相关主体的分配权益，才能推动数据要素的规模化、高质量供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另一方面，知识与技术的资本化趋势日益凸显，新质生产力时代的价值创造，核心依赖知识、技术与创新的支撑，创新者、技术持有者的贡献，需要与分配回报相匹配，才能充分激发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新质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掌握的知识、技术与创新能力，这类要素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教育投入、实践积累与研发探索，其在价值创造中能够产生超额价值，让知识、技术持有者获得合理的分配回报，既是对其劳动价值的认可，也是鼓励更多主体投身科技创新、培育新质劳动者队伍的重要保障，更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支撑。

尤为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警惕“数字鸿沟”带来的分配失衡风险，避免财富过度向技术资本持有者集中。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与科技创新发展，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门槛，部分群体因技术掌握程度不足、资源获取能力有限，难以参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价值创造，若缺乏合理的分配调节机制，极易导致分配差距扩大，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反而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因此，在构建新型分配关系的过程中，既要保障新质劳动者、创新要素、数据要素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也要通过制度设计调节分配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体。

唯有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完善多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保障新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平衡各方分配利益，才能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良性循环，让生产关系更好适配生产力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结论

传统价值理论正面临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的挑战，重构价值理论势在必行。

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质态，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质劳动者为核心主体，通过科技创新突破与要素创新性配置，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价值的能力，推动生产方式、产业形态、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根本性变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与发展，并未颠覆价值创造的基本规律，而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价值创造实现了全方位升级，其核心启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价值基本源泉没有变：价值创造的基本源泉依然是劳动者的劳动，这一核心逻辑始终未变，尤其是新质生产力场景下的复杂劳动和创新劳动，更是价值创造的核心源泉。即便在“无人工厂”“智能生产”等场景中，“无人”也绝不等于“无劳动”，智能设备、算法模型的研发、调试、运维、升级，全程都凝结着新质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延伸与拓展，正是这类劳动的持续投入，才支撑起“无人化”生产的高效运行，创造出大量价值。同时必须明确，劳动作为价值基本源泉的核心地位不变，并不否定其他相关要素的价值贡献，资本、土地、资源、技术、数据与管理要素等，深度参与价值创造全过程，为劳动创造价值提供支撑、创造条件，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我们认可这些要素参与价值分配，就不应否认其参与价值创造的客观事实，唯有正视各类要素的价值贡献，才能推动要素的高效配置，最大化释放价值创造潜力。

其二，价值创造方式彻底变了：传统价值创造依靠体力和简单工具，以重复性、标准化的简单劳动为主，价值创造效率受限于体力、资源等因素，价值增长依赖规模扩张与成本降低。而新质生产力时代，价值创造方式从依靠体力和简单工具，全面转变为依靠数据、算法和智能化设备，劳动形态以复杂劳动、脑力劳动、数字劳动为主，价值创造不再受限于传统资源与体力约束，而是依托科技创新、数据赋能、模式创新，实现价值创造效率与质量的双重提升，同时还能催生新的价值创造场景与需求，让价值创造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跨越。

其三，价值分配逻辑必须变了：价值创造方式的变革，必然要求分配逻辑与之适配，必须建立与之匹配的制度体系，让创造价值的“新质劳动者”和创新要素获得应有的回报。传统分配模式难以适配多要素协同创造价值的新格局，唯有构建以劳动为核心、多要素合理参与的分配制度，保障新质劳动者、数据要素、技术要素等相关主体的分配权益，调节分配差距，防范分配失衡，才能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新质生产力与价值创造的逻辑变革，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深化对价值创造逻辑的认知，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必将推动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黄文夫，高级编辑，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经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总编辑、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巡视员，著有《黄文夫经济评论选》《民营在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