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看相声为何不笑？侯宝林晚年揭秘：毛主席经常憋得脸通红

1950年4月的一天傍晚，北平城里刚飘过一阵春雨，湿漉漉的石板路闪着微光。那天，文化部礼堂里安排了一场小型慰问演出，节目单里最后一项写着“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外面天色暗得快，观众却陆续进门，好位置几乎眨眼便满。临近开场前，警卫员匆匆在前排空出三把椅子，谁都明白今夜的主宾来了。

毛主席到现场时，灯还没完全灭，台下轻轻涌动，掌声点点收住。有人悄声说：“主席来了。”侯宝林隔着幕帘，听见这句话，心口“咚”地一声。十多年前在天津码头茶馆讨生活的情景闪回，眼前却是万众瞩目的舞台，他下意识把扇子往手心里一攥。

侯宝林与毛主席第一次真正照面要追到1949年的京剧专场。那回是喝茶看戏的老规矩，台上唱《四郎探母》，台下坐着解放后的新观众。侯宝林只演个十分钟的小段《劝学》，没想到抓住了毛主席的目光。演罢，工作人员传进一句：“主席说‘有意思，找机会多听听。’”短短一句话，足够天津伶界议论半月，可见分量。

时间往前拨，侯宝林十二岁时还是唱京戏“娃娃生”，站在后台给长辈提鞋。改学相声后，他摔过无数跟头——搭棚子、赶庙会、挤电车，衣角被观众烟头烫破都是常事。挨到1938年，天津义和戏院第一次把相声排在大轴，破了规矩，全靠他敢“甩包袱”不要命。那夜观众哄叫，掌声像海潮，侯宝林知道：自己算在码头站稳了。

解放后，文艺舞台要新气象。北平市里几位领导合计，既然侯宝林最拿手，就请他压阵。毛主席也赞同：“让他说，说得好。”不过，主席对待相声有一个特别习惯——极少大笑。台下朋友听得前仰后合，他却紧抿嘴角，肩膀轻轻颤，说不上三句就把脸憋得通红，像是被逗住却又不肯松口。

1951年初春，中央机关联欢会在西郊宾馆举行，侯宝林准备了《八扇屏》。演到“孔夫子搬家——净是书”那一句，观众笑浪如雷。台下的毛主席却端着茶盏，只在眼角挤出几条细纹。周围人泄了气似的收了笑，全部注意力都让给台上的节奏，唯恐打扰了主席。散场路上，警卫员小声问：“主席您是不是没听清？”毛主席哈哈一笑：“听清了，怕笑大了捣乱嘛。”简单一句，道破了他的舞台礼仪：演员正在说包袱，观众若起哄过火，后面就接不住了。

侯宝林也琢磨这个场面。晚年闲聊，他笑着复述：“毛主席要是放肆笑，恐怕整场秩序都塌了。别人会跟着起哄，演员可就束手无策。”他用“憋红了脸”形容主席看戏的表情，又补一句，“可心里头一定高兴，要不然他总点我名字干吗？”

所谓“点名字”，其实极罕见。建国初，各类晚会纷纷上报节目单，领导大都只作参考。毛主席很少圈选，只在1952年中央反对官僚主义专题晚会上用铅笔划了一个《关公战秦琼》。那段子本是侯宝林根据现实写的，“古人开会乱点将”，讽刺盲目指挥。台上甩出“左右为难”四个字时，台下人心知肚明，却没人敢多笑。毛主席听完，轻轻鼓掌说：“说得好，给我留一份稿子。”接过写满钢笔字的折页，他顺手别进衣袋。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偶尔也失态。1954年秋，剧院里灯光略暗，侯宝林演《诗词瑰宝》。他把李白、苏轼、王昌龄的句子揉成一首“拼盘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忽如一夜春风来，黄河远上白云间。”台下先是窃笑，紧接着，主席的笑声突兀地爆出来又迅速收回，仿佛怕别人听到，还摆手示意别停。同行回忆，声调短促，却带着孩子似的畅快。那一刻，台下人恍然——原来主席会笑，而且笑点很“书卷气”。

除去台前的互动，两人私下交流并不多，多半是大场合简短几句。1950年冬天，全国政协会议间隙，毛主席在走廊里与侯宝林迎面，边走边问：“最近还研究语言？”侯宝林忙答：“琢磨着改编《洋八股》呢。”主席用湖南口音说：“好嘛，把八股说得滑稽些，让大家长记性。”这一问一答，不过十多秒，却让旁边工作人员记了笔记，后来写进简报。

文艺改造浪潮兴起后，侯宝林受命担任“相声改进小组”负责人。无稿费、无补贴，靠几位老搭档关起门来“批陈旧、添新味”。半年，编出四本新段子手抄本，印数有限，内部流传。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说：“自力更生，也是一个好段子。”话虽轻，却成了小组继续坚持的动力。

1960年代初，演出进入低潮。侯宝林一年不上几次台，更多时间用来整理唱片、注释行话。有朋友替他抱不平：“你这副金嗓子，留在抽屉多可惜。”他摇头：“日子艰难，观众还得吃饱肚子才能听得进去笑话。”言罢撩起衣袖，把手稿翻了又翻，把四声、转音、俏口调理得一丝不苟。

1965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他录音，随后“封箱”一词被同行悄悄传开。谁都知道风向变了，老段子越藏越深，舞台上清汤寡水，谁也不开第一口。十年后，机会突然到来。1975年盛夏，侯宝林正在河北务农，接到紧急通知：“立刻进京，有重要任务。”路线、目的地、内容统统保密。他只带一身旧衣，赶夜车回城。

在北京东城区的小礼堂里，他见到一台崭新的录像机，灯泡刺眼。任务很直白——录下老段子，送往中南海。毛主席此时病重，医生嘱咐多休息，主席却念叨：“好久没听侯宝林的相声。”进不了现场，只能看录像。

搭档已去世，组织给他配了郭全宝。排节目时，侯宝林发现《汾河湾》《夜行记》等十几个段子赫然在列，许多词句他已经生疏。时间紧，他干脆写纸条贴在镜头后，“对词儿”就像新闻播稿。为了保老味道，服装科从库房扒出灰尘厚如面粉的大褂，虫蛀斑驳。灯光师说：“放心，镜头不拍细节。”

录像那天，警卫连战士坐成方阵当观众。多数小伙子没听过相声，加上方言差异，包袱抖响也没人接。场记只得举小旗暗示何时笑，旗一晃，哄笑齐出。侯宝林喉咙紧，心里明白：“这不是给他们听，是给主席听。”他推声换影，把十年藏在脑海里的节奏一次次掀起。半天工夫，汗洇透大褂，后背已贴在棉布上。

录像带送进去后，秘书回来转述：“主席看得高兴，连说三个‘好’。”这话传到侯宝林耳里，比锦旗管用。他擦掉额头汗水，长呼一口气。那年冬天，他在笔记本写下八个大字：“艺不离身，时来可用。”没人知道这八字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写成，却能看出他的倔劲。

1976年9月，噩耗传来。国旗半垂，城市静得可怕。灵车离中南海那天清晨，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凝立。侯宝林没能送行，他被保护性地留在机关宿舍。午后，他拿出旧扇，在书桌前独自摆弄，反复念叨那句打油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声音止于喉间，久久不下。

此后几年，他接连推出《戏剧杂谈》《改行》等新作，台词却少了早年的江湖顽皮，多了几分沉稳。朋友问他为何改变，他答：“以前是逗大伙乐，如今还得留心给后生搭个梯子。”1983年，他将珍藏多年的手稿递交中国艺术研究院，其中不乏当年送给毛主席看的样本，墨迹已然发酡。

侯宝林始终坚持，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煮一碗长寿面，摆一双公筷。儿女都懂那是“家规”，从不缺席。席间没人高谈阔论，偶有轻声对话：“当年主席那一声笑，可真值钱。”话音落下，筷子轻磕碗沿，汤面热气上腾。建国初年的剧场、排练厅、临时搭起的木栈台，好像就在这缕气里一一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