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接见程星龄，见面时：你把我们的同学录带来了没有？

1946年深秋，台北的细雨刚刚停歇，被软禁在“行政长官公署特务团”里整整一年的程星龄，悄悄掏出那本早已卷角发黄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昏暗的灯光下，他用指腹一点点抚平纸页褶皱，仿佛要把时间按回三十年前。封面上的墨迹已略显模糊，却依稀可辨一行小字：民国六年十月。那一刻，他大概很难想象，三年后，这本薄薄的册子竟会成为一枚特殊的“通行证”，把他引进中南海，也把他和“那位大同学”的距离拉回到最初的校园里。

必须承认，程星龄的际遇颇有传奇色彩。1900年4月29日，他出生在湖南醴陵县官庄乡，年纪虽小，入学却总比同龄人早。1916年，他以十六岁稚龄步入湖南一师校门，遇见了当时已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师范里向来以兄长先、学弟妹后论辈分，于是同学们打趣，一个叫“大同学”，一个称“小同学”。八年时间，外人或许只记住了那场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却少有人知，被校长点名“闹事”的毛泽东转身回到宿舍，第一时间找的就是小他八岁的程星龄，“要写张干的事，我们自己先得想清楚为什么读书。”那一句对话，多年后仍在程星龄脑海里回响。

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湖南青年们在岳麓山、湘江边高呼口号。站在队伍最前排的程星龄还没满十九岁，却已是长沙学生界的活跃分子。三年后，他考入北大教育系，接触到更开阔的思想，也与国民党左派走到一起。彼时的中国局势风云诡谲，理想与现实时时碰撞；程星龄兜里揣着那本同学录，辗转北京、西安、上海，始终不忘“半条心在学校，半条心在天下”的师友嘱托。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会天水行营参事。奔赴前线途中，他专门申请绕道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炊烟在秋风里袅袅升起，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左权几位将领主动出来迎接。酒过三巡，朱德拍拍他的肩膀说：“星龄先生，咱们终究是为了同一件事奔忙。”这句话，更坚定了他跨党派合作抗敌的信念。

抗战胜利后，国共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因卷入“杨潮案”，程星龄被调往重庆，又被软禁在台湾。四周高墙似无形锁链，却锁不住他的家国心思。1948年盛夏，陈明仁尚在长沙观望，而中共湖南工委的密信自香港辗转递到台北：“望速返湘，以备大计。”程星龄不假思索，抱起那只旧皮箱，偷偷踏上轮船。从此，他把个人安危彻底丢在身后。

初冬的长沙，枪声不时惊动沉睡的湘江。程星龄以“湖南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名义，穿行在各方势力之间，传递共产党关于“起义免责”的保证。他既为老同乡程潜出谋划策，也负责劝说犹豫不决的陈明仁。两位将军态度截然不同：前者心向和平，后者顾虑重重。程星龄遂再次北上，冒险给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一句白纸黑字的承诺。几周后，他收到回电——“只要起义，既往不咎”。短短八字，却胜万劫难。陈明仁终于放下包袱，湖南和平解放露出曙光。

1949年8月，长沙城头换了旗，战火未曾燃起，百姓已举帜迎新。程星龄拿着那份电文，心底五味杂陈。9月中旬，他随程潜北上赴京，在北京饭店住下。一天傍晚，程潜兴冲冲推门而入，说话声带着难得的轻快：“星龄，告诉你个消息——老同学点名要见你。”

程星龄愣住，以为听差了：“谁？”

“还能有谁？毛主席啊。人家说了，你是他的小同学，叫你带上那本同学录。”

那晚，他几乎一夜未眠，把同学录重新包上油纸，生怕一角露在外面受潮。第二天车子驶进东门，一队卫士迎上来。已是九月二十三日的午后，阳光斜照，菊香透过玻璃窗，混进书房淡淡的墨味。

毛泽东放下书本，快步迎来，手掌一伸：“小同学来了？先坐下，午饭一起吃，边吃边聊。”语气还是当年校园里的那股亲切劲儿。程星龄忙说“打扰主席”，却被一句“别把我架高了，你是我同学”打断。客套至此便止，剩下的就是乡音相投的畅谈。

毛泽东接过那本磨损的《同学录》，在封面上轻轻抚摸，嘴角带笑。纸页翻动声里，两个老人像回到澡堂前那场学生大会。看到周世钊名字时，毛泽东笑问：“星龄，你还见过惇元吗？前些天他来电祝贺，想不到这一路走来，老同学能有今日。”

话锋一转，又谈起王季范。“若不是九哥，我早被撵出长沙了。”毛泽东说着，回忆起王季范当年如何顶着校方压力保下自己，“那次可把老师们都拽进来了，杨昌济还因此辞职。”话音落处，他放下《同学录》，在扉页旁划了个浅浅的圈，算是对青春岁月的标记。

用餐间隙，两位老同学聊到长沙和平解放。毛泽东抿了口茶，语气郑重：“你往返数千里，跑前跑后，功莫大焉。”程星龄连连摆手，说自己只是牵线搭桥。毛泽东摇头：“历史要记得每个人的担当。”随后，他提起对程潜、陈明仁的安置方案，表示“敬老尊贤，必须落实在事”。

饭后告辞前，程星龄略带羞涩，从贴身口袋掏出一方折好的宣纸。“主席，这是我写的‘不云’二字，请您指正。”毛泽东凝视片刻，说：“好字，看得出功底。你这个‘不云’，先于我那‘润之’，不云润之，可巧排在一起。”两人相视而笑，仿佛重回课桌旁，你抄诗，我磨墨。

走出勤政殿，程星龄回头望了眼那座古朴的深院，心中却惦念着当年那帮仍散落湘、赣、粤各地的同窗。夜色下，北京城静悄悄，只有金水河偶有水声。半个世纪的风云，仿佛都在这滩清水里悄然流淌。

数日后，他把与毛泽东的对话一五一十告诉程潜。老将军唏嘘道：“同是老同学，际遇却天壤之别。真想不到，北平初到，毛主席就让我看西南作战地图，诚意至此，何不全力以赴？”言罢，长叹一声，似把多年沉重俱掷案头。

程星龄继续留京，出入各机关，协助起义善后。那本同学录被毛泽东暂借抄录，封面依旧旧，笔迹却被一道道握痕按得更深。工作人员提议装帧修补，毛泽东摆手：“旧就旧些好，里面全是时代的影子，哪舍得涂改。”

1950年夏天，朝鲜半岛烽火骤起。程星龄谢绝了去外地任职的邀请，申请留在政务院参事室工作。有人问他为何不再回南方，他笑说：“北方天干物燥，却有老同学在。”简短一句，倒尽了半生颠沛的理由。

1961年深冬，程星龄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毛泽东得讯后托秘书送去花篮，卡片上只写了六个字：“小同学，多珍重。”在场的医护人员没问出处，又怎知两位老人之间的称呼，用的是一师校门口青草地上才有的暗号。

多年以后，那本《同学录》由程家后人捐赠湖南第一师范旧址纪念馆。泛黄纸页中，二百余名青年学子的志向依旧鲜亮：或写“革新中国”，或题“攻读工艺”，也有人平铺直叙一句“愿为乡里种花木”。小字若星河，各自闪烁，却共同映照出一代人的焦灼与勇气。

毛泽东在封底留笔：“愿与诸友共决澜沧之波。”落款仍是熟悉的“润之”。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他写完，抬头说，“青年时结下的情谊，最牢靠。”这是1949年秋日的随手一笔，却像钉子，把两个名字永远钉在了一页纸上，也把一段携手改写家国命运的同窗记忆，稳稳定在历史深处。

那之后，程星龄在北京平静任职二十七年，于1976年溘然长逝。家人整理遗物时，在书橱最上层找到一本装在牛皮纸袋里的《同学录》，内页多了几行新字，墨色犹新：“星龄珍藏有年，今交还，盼常忆峥嵘。”署名依旧是毛泽东。

同窗之谊，并不因岁月而褪色。湖南一师曾经的两位青年，他们的交会一次又一次改变着自己，也悄然改写了民众的命运；一纸同学录，见证的不仅是少年情谊，更是那个时代的选择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