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日的南京细雨纷纷,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坐在办公室里,给老同学吴仲禧写了一页薄笺:“形势千变,惟望为民族留一线生机。”短短一句,看似平淡,却暗藏巨大决断。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华东野战军的炮声离南京只有一步之遥,吴石的心思早已不在堂皇的官帽,而在即将易帜的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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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生于1894年,那一年李鸿章赴日马关议约,国家多舛,少年吴石决意学兵。他先在保定军校接受近代化教育,后又负笈日本,研读炮兵与参谋学。1925年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与周恩来、叶剑英有数次长谈,“军人当为百姓,非为门户”成为几人共识。然而1926年“中山舰事件”让国共分道扬镳,吴石随蒋介石北伐,职业生涯一路升起,却也埋下日后心结。
抗战期间,吴石在长沙、衡阳、重庆等地任要职,筹划防御,军事才能受到蒋介石赏识。1944年,他写下《对陕甘宁边区之观察》交蒋介石,提出“战后共党必图坐大,应速设防”。蒋批示“继续研讨”,吴石声名大噪,却没被授予实权师团——原因众所周知:他不是黄埔系嫡系,也不愿逢迎钻营。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一轮又一轮的贪腐传闻,让他渐生倦意。
1947年冬,吴仲禧以“同乡聚旧”名义到南京,带来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口信,试探吴石取向。两人在颇负盛名的狮子桥面馆相会,吴仲禧低声说:“前线急需情报。”吴石只回答一句:“人各有志,日后自明。”口风虽紧,但第二天他就写信给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替“朋友”开了绿灯。很快,解放军掌握徐州守军番号与后勤线索,在淮海战役中对敌弱点了如指掌。刘伯承事后曾感慨:“情报及早到手,少走不少弯路。”淮海一战,吴石堪称幕后推手之一。
1949年5月,南京易手前夜,蒋介石决定将中央资料馆、国防部档案统统运去台湾。吴石提出“暂存福州”,理由是“东南形势未明,便于机动”。蒋介石准奏。吴石到福州只运出一百箱,其余近三百箱留在仓库,随解放军进入福州。这批档案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研究国民党海防体系的重要依据。
8月16日,吴石随专机赴台,代号“密使一号”。台湾的气氛比大陆任何城市都要肃杀:白色恐怖、宪警站岗、告密电话此起彼伏。吴石深知刀尖行走,却仍设法和中共台工委取得联系。一个不起眼的“探亲妇女”成了交通员,情报按约定藏在药粉罐、糖果盒里,先送厦门,再到上海,最终摆到中南海的书桌上:空军各联队位置、嘉义至桃园跑道参数、海军第四舰队补给周期、澎湖潮汐与海流表……毛主席翻阅后,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要给他们记上一大功呦!”
然而天有不测。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高雄被特务跟踪,仓皇间遗落公文包,里面有“吴次长”字样的名单。情报头子毛人凤从这一线索顺藤摸瓜,但忌惮吴石的声望和人脉,先暗查后动手。蔡孝乾被擒,七日后在酷刑下全部招供。证据落袋,蒋介石批示:立即正法。
6月10日16时,台北马场町刑场阴云低垂。行刑前,吴石对看守说:“请许我留一句话。”他提笔疾书十二行绝句,末尾是“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子弹响起,他的身影倒下,终年五十七岁。同行殉难的还有情报站负责人朱枫、陈宝仓等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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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传到北京已是三日后。那夜毛主席翻看吴石过往电文,沉默良久,写下一首五言绝句寄哀思,全文至今仍存中央档案馆。随后,中共中央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并为其家属安排妥当。1950年代多场对台研究会议上,吴石提供的海空军资料仍被多次引用,可见其价值之高。
世事翻覆,再回到开篇那封信——吴仲禧后来回忆:“雨打窗棂,他字迹不乱,似早有赴汤蹈火的打算。”2000年,吴石与夫人王碧奎的灵柩自台北迁回北京西山,安葬仪式简朴,礼兵三鞠躬,号手吹响《思念曲》,尘埃落定。一位曾被誉为“国民党最好的参谋”终与革命队伍站在同一边,历史也给了他清晰坐标:以生命为筹码,将台湾军情置于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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