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罗瑞卿乘机前往德国，为何途中不顾反对，非要换个座位？

1978年6月20日清晨，北京南苑机场薄雾未散，空军涂装的“三叉戟”发动机低声轰鸣。舷梯旁，66岁的罗瑞卿一手扶杖，一手挽着妻子郝治平，缓缓登机。没人料到，几个小时后，机舱里会出现一场“插曲”——罗瑞卿执意换座，引得随行人员一阵手忙脚乱。

飞机拔地而起后，思绪被带回春天。3月初，他和妻子几乎同日住进解放军总医院——6层住骨伤科的他，5层是胸外科的郝治平。罗瑞卿的左腿自1966年那次高楼跳下后就没真正好过，旧伤一遇阴雨便疼得钻心。然而，比起自己，他更担心妻子肺部的那片阴影。

郝治平身为老红军，脾气倔得很。医生建议开胸手术，她摇头：“开刀怕拖累你。”罗瑞卿急了，劝道：“只有切下来化验，心里才有数。”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其实用尽心力，因为他自己也怕听到“恶性”两个字。

8日那天，北京风很暖。郝治平白天还带着小孙子在天安门逛了两圈，晚上就推着平车被送进手术室。门灯亮了五个小时，罗瑞卿寸步不离，连军医递来的开水都忘记碰。夜里十一点多，主刀医生摘下口罩，小声告诉他：“确诊癌症，但切得干净。”那一刻，他身子晃了两下，却只是点头。

妻子在恢复室醒来时，他把手伸过去：“放心，咱俩都得长命百岁。”郝治平笑着答：“那你就去把腿治好！”这句玩笑，反倒让罗瑞卿下定决心——要么一次彻底解决腿疾，要么永远与拐杖为伴。

卢世壁主任很快制订方案：到联邦德国置换人工股关节。当时国内刚起步，国外经验丰富，最合适的是科隆大学附属医院。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负责对接，中德双方来往数封电报，手术档期定在7月初。

出发前夜，卢世壁又来看望老首长。他拍着罗瑞卿的肩说：“德方一年做几百例，你这情况算简单的。”罗瑞卿笑了：“我的要求不高，能扔掉轮椅就行。”言谈间，郝治平给两人端上茶，罗瑞卿偷偷瞄妻子，显然心思全在她身上。

转眼到了登机日。机上座位事先安排得细致：罗瑞卿在机头左侧，靠窗，顺着飞行方向；郝治平在对面，同一排却背向前进。这种对式布局在军机上常见，坐惯的人没事，可对普通乘客极易引起眩晕。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飞越呼伦贝尔上空。郝治平脸色蜡黄，额头汗珠直冒，明显是晕机。身旁的女军医递上热毛巾仍不见好转。罗瑞卿见状就急了，他拉起扶手准备起身。随行参谋赶紧劝：“首长，您腿不方便，还是坐稳。”罗瑞卿摆摆手，低声说了句：“我不能让她难受。”一句话，不容置疑。

几步挪到过道，他用右手扶椅背，左手指着自己的座位：“治平，你坐这儿，我过去。”郝治平连忙推辞：“你更需要舒服的位置。”罗瑞卿压低声音：“我这条腿不是一天两天了，晕机比疼腿难受得多。”两人目光一触，郝治平终究没再坚持。

就这么一换，机舱重归平静。罗瑞卿朝窗外望去，云层像翻滚的雪海，偶有阳光穿透。副部长钱信忠回头看见那对并肩而坐的身影，轻叹一句：“真是患难鸳鸯。”话虽轻，却被记录在当天的飞行日志里。

十个小时后，飞机在科隆—波恩机场落地。德国方面派出军乐队和救护车，早已等候。罗瑞卿下舷梯时没有用轮椅，只靠一支拐杖，身板挺直。机场风大，他的大檐帽几次要被吹走，却始终握着妻子的手不松。

随后的日子全在病房里度过。德方先做全身评估，发现他因旧伤导致的畸形愈合较重，最终排期7月8日手术。术前一天，郝治平坚持陪到深夜，罗瑞卿对她说：“等我能独立走，你的化疗也就结束了。”医生听不懂汉语，却看懂了那份笃定。

9个小时的大手术成功，钛合金假体牢牢植入股骨。术后第十天，他在扶梯架帮助下走了三米；第三周，他尝试不用辅助器具站立，坚持了十五秒。科隆医院把这段影像留作教学样片。护士长感慨：“这位中国将军意志惊人。”

8月中旬，医疗组讨论后同意罗瑞卿出院静养。他走出病区时，手中只剩一根轻便的手杖。郝治平笑着估量：“回北京前，你应该能丢掉它。”罗瑞卿点了点头，故作幽默：“我得兑现对你说的话。”

9月底，两人返抵首都。飞机快降落时，工作人员特意把两人安排在同排，方向一致。罗瑞卿听见机轮触地，拍拍妻子手背：“这回不用换座了。”

此行的医学细节后来成了国内骨科教材的案例，座位互换的小故事则在解放军总医院悄悄流传。几十年后，年轻医生提起罗瑞卿，总少不了那句评价：硬汉有情，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