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20日清晨,北京南苑机场薄雾未散,空军涂装的“三叉戟”发动机低声轰鸣。舷梯旁,66岁的罗瑞卿一手扶杖,一手挽着妻子郝治平,缓缓登机。没人料到,几个小时后,机舱里会出现一场“插曲”——罗瑞卿执意换座,引得随行人员一阵手忙脚乱。
飞机拔地而起后,思绪被带回春天。3月初,他和妻子几乎同日住进解放军总医院——6层住骨伤科的他,5层是胸外科的郝治平。罗瑞卿的左腿自1966年那次高楼跳下后就没真正好过,旧伤一遇阴雨便疼得钻心。然而,比起自己,他更担心妻子肺部的那片阴影。
郝治平身为老红军,脾气倔得很。医生建议开胸手术,她摇头:“开刀怕拖累你。”罗瑞卿急了,劝道:“只有切下来化验,心里才有数。”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其实用尽心力,因为他自己也怕听到“恶性”两个字。
8日那天,北京风很暖。郝治平白天还带着小孙子在天安门逛了两圈,晚上就推着平车被送进手术室。门灯亮了五个小时,罗瑞卿寸步不离,连军医递来的开水都忘记碰。夜里十一点多,主刀医生摘下口罩,小声告诉他:“确诊癌症,但切得干净。”那一刻,他身子晃了两下,却只是点头。
妻子在恢复室醒来时,他把手伸过去:“放心,咱俩都得长命百岁。”郝治平笑着答:“那你就去把腿治好!”这句玩笑,反倒让罗瑞卿下定决心——要么一次彻底解决腿疾,要么永远与拐杖为伴。
卢世壁主任很快制订方案:到联邦德国置换人工股关节。当时国内刚起步,国外经验丰富,最合适的是科隆大学附属医院。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负责对接,中德双方来往数封电报,手术档期定在7月初。
出发前夜,卢世壁又来看望老首长。他拍着罗瑞卿的肩说:“德方一年做几百例,你这情况算简单的。”罗瑞卿笑了:“我的要求不高,能扔掉轮椅就行。”言谈间,郝治平给两人端上茶,罗瑞卿偷偷瞄妻子,显然心思全在她身上。
转眼到了登机日。机上座位事先安排得细致:罗瑞卿在机头左侧,靠窗,顺着飞行方向;郝治平在对面,同一排却背向前进。这种对式布局在军机上常见,坐惯的人没事,可对普通乘客极易引起眩晕。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飞越呼伦贝尔上空。郝治平脸色蜡黄,额头汗珠直冒,明显是晕机。身旁的女军医递上热毛巾仍不见好转。罗瑞卿见状就急了,他拉起扶手准备起身。随行参谋赶紧劝:“首长,您腿不方便,还是坐稳。”罗瑞卿摆摆手,低声说了句:“我不能让她难受。”一句话,不容置疑。
几步挪到过道,他用右手扶椅背,左手指着自己的座位:“治平,你坐这儿,我过去。”郝治平连忙推辞:“你更需要舒服的位置。”罗瑞卿压低声音:“我这条腿不是一天两天了,晕机比疼腿难受得多。”两人目光一触,郝治平终究没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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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一换,机舱重归平静。罗瑞卿朝窗外望去,云层像翻滚的雪海,偶有阳光穿透。副部长钱信忠回头看见那对并肩而坐的身影,轻叹一句:“真是患难鸳鸯。”话虽轻,却被记录在当天的飞行日志里。
十个小时后,飞机在科隆—波恩机场落地。德国方面派出军乐队和救护车,早已等候。罗瑞卿下舷梯时没有用轮椅,只靠一支拐杖,身板挺直。机场风大,他的大檐帽几次要被吹走,却始终握着妻子的手不松。
随后的日子全在病房里度过。德方先做全身评估,发现他因旧伤导致的畸形愈合较重,最终排期7月8日手术。术前一天,郝治平坚持陪到深夜,罗瑞卿对她说:“等我能独立走,你的化疗也就结束了。”医生听不懂汉语,却看懂了那份笃定。
9个小时的大手术成功,钛合金假体牢牢植入股骨。术后第十天,他在扶梯架帮助下走了三米;第三周,他尝试不用辅助器具站立,坚持了十五秒。科隆医院把这段影像留作教学样片。护士长感慨:“这位中国将军意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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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医疗组讨论后同意罗瑞卿出院静养。他走出病区时,手中只剩一根轻便的手杖。郝治平笑着估量:“回北京前,你应该能丢掉它。”罗瑞卿点了点头,故作幽默:“我得兑现对你说的话。”
9月底,两人返抵首都。飞机快降落时,工作人员特意把两人安排在同排,方向一致。罗瑞卿听见机轮触地,拍拍妻子手背:“这回不用换座了。”
此行的医学细节后来成了国内骨科教材的案例,座位互换的小故事则在解放军总医院悄悄流传。几十年后,年轻医生提起罗瑞卿,总少不了那句评价:硬汉有情,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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