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郭沫若第一次见毛泽东，见面后评价：他说话声音实在太低

1926年春天的广州，珠江潮声掺着街头油纸伞的哗啦声，一位刚从上海风尘仆仆赶来的北伐“文化战士”跨进广东大学校门，他就是三十来岁的郭沫若。

那时的南国气候闷热，校园里贴满了号召工农觉醒的传单。郭沫若受聘出任文科学长，第一桩差事却不是排课，而是随老友成仿吾登门拜访国民党农民部长林伯渠。3月18日清晨，两人混在人流里挤上电车，抵达林宅时，屋主恰巧外出，只得被请进书房稍候。

灯下，一位青年正俯案疾读，短发呈人字形分向两鬓，神情专注到没有察觉旁人。成仿吾压低声音打招呼：“润之，你也来了？”青年才抬头，神色歉然，旋即起身，面带浅笑：“我是湖南毛泽东。您一定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握手一瞬，郭沫若心里暗自咂舌——这位年届三十有余的湘人，面色白净，语声却轻得像夜雨潺潺，若不凝神细听便觉飘忽。他随后戏作评价：“《史记》谓张良‘貌若女子’，此言用于毛君，倒也恰好。”好友们听闻后都莞尔。

低声并未抑住锋芒。三人寒暄几句，便谈到日内广州农讲所的学员大会。毛泽东娓娓道来湖南农民暴动，“乡下人只要组织起来，就是钢筋铁骨。”郭沫若越听越觉胸口发热，一腔文学抱负与革命火光骤然交织。

短短数周，两人常在农讲所、东山青年会轮流登台。郭沫若讲《屈原》，引经据典；毛泽东谈“耕者有其田”，言简意赅。一次同台，国民党右派马伯援抢先发言抨击马克思主义，掀桌而走。轮到毛、郭上场，先是两分钟简短商议，接着一人以史论驳斥，一人用诗文点燃会场，掌声如潮。

7月，北伐军誓师。郭沫若索性收拾行李，随军北上，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则调转湘赣，筹办秋收起义。分路未分心，两人隔空通信讨论《共产党宣言》中文译名、也议论稻田里的佃农怎样发动。

1927年骤变的炮火把他们推向不同轨道——郭沫若辗转上海、香港，终至日本，埋头撰写《石室诗稿》，亦挥笔怒斥蒋介石；毛泽东则在井冈山点燃火种。问候信偶尔抵到瀛海彼岸，“山中无所缺，惟少兄书”写得质朴，却分量千钧。

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得以归国，在重庆主持文化界工作。1944年，他推出《甲申三百年祭》，警策人心，延安随即刊印单行本；毛泽东在批注中写下“深切之作，可为整风楷模”八字。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郭沫若天不亮即披衣而起，反复整理领口。下午三时许，专机抵达，舷梯上那抹灰蓝身影出现时，四周顿时静下来。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的腕上空荡无物，心里暗暗一惊：如此重任当前，却连块手表也无。

几日后，郭沫若登门造访。寒暄过后，他顺势解下自己珍藏的瑞士欧米茄表，递到老友手中：“行军打仗，总得看时辰。”毛泽东略愣，随即笑道：“你的心意，我收下。”此后整整三十一年，那只表的滴答声伴随了无数决策的深夜。

进入六十年代，世界风云骤起。赫鲁晓夫对华指手画脚，边境纠纷愈演愈烈。1961年10月，看完绍兴剧团《三打白骨精》后，郭沫若写下“千刀当剐唐僧肉”，借古喻今，怒斥“对敌慈悲”的苏联。

毛泽东收到诗稿，用依旧低沉却稳健的语调对工作人员说：“转寄一首和诗。”他在诗里放缓了锋芒——“僧是愚氓犹可训”，把打击目标聚焦修正主义，而将可团结的一方留出余地。

几天后，郭沫若再作一首，相和首尾，总算收回“千刀万剐”之语。老友间的唱和不只是文字游戏，更是战略上的默契：急与缓、锋与圆，共同指向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前景。

1976年9月9日，噩耗传来。病中的郭沫若拄着拐杖，坚持去灵堂致哀。“他一辈子说话声音不高，却最能让人心里震响。”这是他对那位湘人最后的低语。三个月后，郭沫若也辞别人世，留下《满江红》与一座沉甸甸的精神丰碑。

五十年的交谊，从岭南小楼的相逢到中南海的忆旧，再到灵堂前的默然致敬，串起了现代中国最动荡时代的一道侧影。历史的呼啸与笔墨的温度，在他们沉着而低缓的对话里，被牢牢记录。